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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的老法国首都,老屋里装进

时间:2019-11-02 16:36来源:风俗习惯
原标题:如同不了解一个人,我们只知道一个名字代表一座城 0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去了修缮一新的前门大街,街道两旁新修的仿古建筑都是商铺。在全聚德,都一处这样的老字号门

原标题:如同不了解一个人,我们只知道一个名字代表一座城

0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去了修缮一新的前门大街,街道两旁新修的仿古建筑都是商铺。在全聚德,都一处这样的老字号门口聚集了众多游人,他们正摆着各种姿势拍照。从前门大街的一个路口拐进去就是著名的大栅栏,这里常常人满为患,北京特产和老字号店铺吸引着大量的游人。为了帮家里买药,我也来过好多次大栅栏的同仁堂,据说这里的中药最正宗。
  
云顶娱乐,08年奥运时正值梅英东(Michael Meyer)的新书《再会,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出版,他就住在大栅栏的杨梅竹斜街,前门大街也正是在那时重见天日,变得“焕然一新”。
  
梅英东和何伟(Peter Hessler)是同一批“和平队”的志愿者,他们在90年代的川大一起学习中文,后来梅英东跑到了北京。这座城市在赢得奥运会举办权之后,加快了旧城改造的步伐,为了体验日益远去的老北京生活,05年梅英东搬到了杨梅竹斜街,开始了三年的四合院生活。与何伟一样,他很快融入到了周边的街坊邻里中。有着悲惨过去却乐天派的老寡妇,觉得赔偿金太低死活不肯搬走的老张,在城中艰辛打拼的韩家夫妇,穿行于胡同中收破烂的废品王,开刀削面馆的刘老兵一家,同在炭儿胡同小学教英语的朱老师……他们都是四合院里普普通通的居民,其中外地人又占了大部分。这些人让梅英东感受到了公寓大楼里没有的温情,即使他经常吐槽四合院糟糕的居住环境,却还是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
  
在很早的时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就被全拆了,当时那帮人力图把首都打造成工业之都。而后改革开放带来了商品经济,进入90年代,房地产开发商们蠢蠢欲动。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政府卖地获取财政收入,开发商则把它们打造成现代的住宅和商业中心,金钱利益翻滚之下,是一片片画满了“拆”的四合院老墙和几百万被迫迁到市郊的北京老市民。年轻人往往愿意去住更干净的公寓楼,而那些老年人则不愿离开世代居住的老胡同,哪怕能得到不少的赔偿金。随着奥运的日子一天天接近,邻里们的问候逐渐变成了“你知道我们这院子啥时候拆吗?”许多人提心吊胆,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外地人,他们只是租的店面,要是拆了也拿不到任何赔偿金,只得在别处再寻找新的出租门面。
  
关于旧城改造,有些人呼吁要保护文化遗产,有些人则看重经济利益,却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每天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的感受。反正最终做出决定的还是上头,一纸拆迁的命令下来,能谈的也就只有赔偿金的分配了。最终,这一大片一大片的四合院,不是被重建成了旅游商业街,卖着当地老百姓一被子也用不着的纪念品,就是被粗暴推倒,成了类似东方广场的超级商业中心。无论愿不愿意,长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只能选择离开。
消除的老法国首都,老屋里装进。  
漂泊在北京的野孩子乐队曾唱到“北京北京不是我的家”,身处五环外的我深有体会。梅英东在书中如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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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外的北京不再有相连相关的片区,而是被分割成了无数孤立的岛屿,不同的所在各自为政,毫无关联。建筑彼此之间相隔甚远;人际关系冷漠疏离。一间餐馆不知不觉消失,一条小巷突然之间被拆,生活颠倒错乱……这个城市如果照这样变迁下去,是否终有一天,我会说好想念曾经在北京的生活。”

建筑师何哲探身在老房子和“内胆”之间,向参观者说明“内胆”是如何安装的。

常常看到建筑工地前的广告牌上信誓旦旦地写着各种各样的奇迹,譬如“世界上第一座移动电缆玻璃幕墙”、“中国第一条声、光、电、激光等高科技手段越江行人隧道”等等。

抱怨着北京糟糕空气和拥挤人群的我,也开始理解他对北京的想念。他体会过这座城市的温暖,那是在穿行于名胜古迹中的游人和我们这些异乡客眼中不曾有过的市井温情。只是这些东西消逝得太快,就像时代的脉搏一样,让人怎么也抓不住。
  
直到奥运会开幕,梅英东所在的大院还没有遭到拆迁,但大栅栏却早已变了模样,这里不再有卖菜人的吆喝,不再有跳皮筋的小孩,不再有老槐树下的啤酒……只剩下光鲜的商店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游客。有人想起梁思成,这个当年的失败者曾对北京市长彭真直言道:“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可五十年后,又怎样呢?我只看见来势汹涌的市场力量,有时候不禁怀疑,胡同里这样一种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方式,它的消失是不是必然?
  
在梅英东眼里,老寡妇是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的象征,她曾在这里尝遍世间冷暖。而最终她也离开了这,搬去了新公寓。奥运的欢庆声中梅英东拨打了她孙女的电话,却传来不带感情的预录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在不远的将来,曾经整天见面谈天的邻居们可能都会一个个离去。四合院飘渺的夜里,传来梅英东的喃喃自语:“我们都曾在这儿。”
  
我不由得想起二十年前《钟鼓楼》的MV,在一片废墟之中,工人们拿着锤子尽情捣毁着老北京的院墙,何勇在烟尘里声嘶力竭地唱着:

60来岁的东大妈可是没想到:绕着全北京城找,也没有比她家更破的院子了,如今,这破败小院却火了!隔三差五来人参观。京城里的老太太向来肚囊格局大,处乱不惊。东大妈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一边做着家务,一边跟天南地北的人打招呼,唠家常,乐享被打搅的私生活。

还有奋力直追往上盖的摩天大厦,像拼搏的奥运健儿,在全球最高建筑排名上为中国争夺一席之地。

钟鼓楼吸着那尘烟
任你们画着他的脸
你的声音我听不见
现在太吵太乱
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
你怎么还不发言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
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杨梅竹斜街72号院,隐藏在门脸房的后面,院子破得大门都烂了,门牌子都丢了,今年东大妈却意外迎来新邻居,新邻居来了就装修,200多年的老房子里竟然可以有卫生间,可以洗澡,可以铺上舒适的木地板。于是,东大妈、老院子和她的新邻居,最近一段时间就成了中外媒体上的常客。

“第一”、“之最”,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某样东西已经达到了极限,无法被超越。人们想借此令城市蜚声中外、声名远播,从而带来认可和创收。

在他身后,推土机开过,一堵老墙轰然倒塌。

腾 退

中国等待独占鳌头的滋味等了几个世纪,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全民狂欢里,到处充斥了盲目与觊觎。推倒重建,乐此不疲,中国的崛起更像是一次复仇,因为只有复仇之心,才会令一个人对自己如此心狠手辣、求胜心切,不惜以自宫为代价。


7成居民留在老胡同

“整个中国,哪个时期的遗迹都在消失,”作家张金起这样说,“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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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米长的杨梅竹斜街一头连着大栅栏,一头连着琉璃厂,明朝就有“斜街”的名字。1750年的《京城全图》中,这条街叫“杨媒斜街”,据说街上住着一位巧舌如簧的杨媒婆。光绪年间,街名雅化为“杨梅竹斜街”。

随着新一轮城市改造的启动,越来越多的人在这座城市之中赖以生存的空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有的会试图在城市中寻找新的容身之处,而剩下的人则被迫离开。

斜街里名人辈出,文学家沈从文在这里写出《边城》,蔡锷将军在这里结识小凤仙,鲁迅、梁实秋在这里谈天说地。湖笔大师戴月轩的故居、京剧名家杨小楼的故居、评剧名家新凤霞的故居都在这条街上。街上光书局就有7家。

失去地方文化的城市越来越不讨喜,徒留相应的名字。围城外的人仰仗名声蜂拥而至,只图带走数码相机里“到此一游”的证据。

正是因为人杰地灵,古韵浓郁,政府决定不在这里大拆大建。2013年西城区启动杨梅竹斜街腾退和修缮工程,这是西城区第一个文保区改造项目,也是北京市首个“历史文化街区公众参与改造”的试点。腾退本着“自愿”原则,走与不走,居民自己拿主意。老街上1700户居民有529户选择迁出,1171户选择留下来。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因为缺乏了解,那么土生土长的人与家乡之间沟壑难填,又该如何来平?

据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介绍,老街在修缮前,就跟大伙儿说明了:杨梅竹斜街重在还原历史风貌,住在街里的“老北京”是这一风貌的组成部分。正因为此,青砖石,葡萄架、自行车、鸟笼子,茉莉花茶的香气……前门外这条400年老街,悠闲恬淡,闹中取静地活着。东大妈喜欢老胡同的感觉,也图生活方便,选择留下来。全院8户人家,搬走了6户。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变了你又陪我经历过什么”▼

前面说的作家张金起在2005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记录了大栅栏中妓院与鸦片馆的故事。

他说,恐怕至今没有一本书,单纯记录胡同里老百姓的生活与回忆,北京大小书店的架子上摆满了各种老北京地图、胡同名人逸事,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老北京和胡同早就已经消失了。

“他们杀死了这条路。”比利时人Thomas愤怒至极,他自2011年跟着法国导师到了上海,在永康路上开出了第一家名叫实习生的酒吧,随后他俩经营的同类店铺在上海遍地开花、生根发芽。

可随着2016年8月永康路整体整治的推进,实习生酒吧连同这条街上大量其他的餐饮店和酒吧无一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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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长乐路》与《再会,老北京》

终于,2013年书架上迎来了一本讲老北京人胡同生活的书,拜读过的人用“每看一页心都在滴血”来描述感受。

2018年3月,另一本以上海路名命名的新书,一经问世就成热议话题,人们还来不及细细咀嚼里面的内容,此番书名已是畅销书的保障。

有趣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竟都是老外。为什么人们拥戴老外对中国城市“评头论足”?皆因两人是中国一线城市转型的在场者。

梅英东(Michael Meyer)和史明智(Rob Schmitz)分别在1995年和1996年来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第一次造访中国,在我国偏远城市执教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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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国家地理》一则报道中的图片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们在课后与加蓬Ndendé地区的孩子们玩橄榄球

1961 年肯尼迪提出成立和平队,号召美国年轻人到海外从事教育、医疗和慈善等行业,通过“和平队”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

本着对中国的喜爱,两年服务期满,梅英东没有回国,反倒搬去了中国首都北京。他萌生搬进胡同的想法是2003年,因为当时的北京正式承办了2008年的奥运会,整个城市在悄然间发生着剧变。当时梅英东在中国已呆足了10年,他灵敏地嗅出北京胡同正在消失,“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没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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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后的杨梅竹斜街大多住着城市的外来人口以及多家艺术性的工作室

所以2005年8月8日他搬进了大栅栏杨梅竹斜街。凑巧的是,68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军队地铁骑踏过大栅栏,穿越了前门,攻占了北京。

5年后时间来到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了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史明智携妻子、18个月大的儿子举家搬到了上海,这是他完成“中美友好志愿者”服务后头一次回到中国。

和梅英东不同的是,史明智一家搬进的是前上海法租界内一条重要东西向街道上盖起的一片高档住宅区,他家窗户正对着上海一处最井然有序、保存最完好的石库门街区麦琪里,史明智见证了麦琪里从地图上被抹去,但这次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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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琪里成了瓦砾场,他们曾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两人把在居住期间的所见所闻浓缩成了两本书,字里行间穿越了中国近代百年。他们不无巧合地戳中了两个城市的敏感词:“拆”和“外来人”,视角却要比大部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更为犀利、客观。国人拥戴他们,不仅因为他们陪城市走过重大的变革,更因讲出了万马齐喑的大实话。

改 造

“没有和我经历一样的事你有什么立场评价我的好与坏”▼

但是,写《长乐路》的史明智的一个做法我不敢苟同,那便是对一座城市妄加定论。

他在长乐路上的邻居冯建国,以炸葱油饼讨营生,他的爱人傅姨参加了一个由温州人开办的地下教会,并购买了多家温州企业的原始股,疑似卷入庞氏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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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三个字是商战书籍畅销大卖的保障,同时这三个字也代表了臭名昭著的一批人

史明智在书这样阐述:

傅姨身边尽是些温州人……她加入的地下教会是温州人,盖网的许多投资人也来自温州,这并非巧合。我作为记者在中国走南闯北,无论走到哪里,人们总把温州人形容最为糟糕的那种资本家,在全国各地到处设下庞氏骗局,迅速敛钱。温州人大量注资楼市,哄抬房价,形成泡沫隐忧。温州人利用老人们急切的心理,骗取他们钱财。温州人组织密集的民间放贷网,专门针对那些无法从国有银行申请到贷款的家族小企业,以高得离谱的利率向他们提供贷款。这些温州人是贪婪的恶魔,除了傅姨,我在长乐路上的街坊邻居提到温州人时从不会有什么好话。

这样的描述无疑是“地域黑”,给群体贴标签,划分你我之别。追溯成因,无外乎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刻板印象,说到底还是因为无知。

就拿温州市来说,地理位置三面被覆盖着茂密森林的高山环绕,和中国其他地区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历史上,它是整条东海岸线上唯一的出海口。因为靠近台湾,政府曾把这座城市看作是潜在的轰炸目标和入侵对象,因此不愿花费什么人力物力投资城市基建,温州就是这样被遗忘,自生自灭。

因祸得福的是,当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蔓延,温州能够最大程度地躲过经济和精神上的打击。等到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方案浮出水面时,温州市早已拥有数以万计的小企业,一路高歌猛进。

由此可见,少数温州人悖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同其求生欲强、野蛮生长的发展历史密不可分,所以,没与一座城共患难的人,没立场评价它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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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骑着三轮带人逛胡同居然成了一种营生

在这一点上,和北京城共度了十余年的外国人梅英东,相较史明智截然不同。有一次居委会英语培训班的老年学生们七嘴八舌地抱怨“外地人”搬进了北京,不讲卫生、素质低下,把北京搞得乌烟瘴气。

梅英东立马看穿是因为有老外坐三轮来参观胡同,让住在里面的大爷大妈们感到尴尬,于是就鞭笞比自己更低一等的人群寻求慰籍。于是他立马以自己也是“外地人”打圆场,并且这样劝阻:

我说,他们不应该骂外地人,而应该同情他们。毕竟,他们也是街坊邻里,摆老北京的谱儿又有什么用呢?一旦墙上贴了拆迁的通知,在“无形巨手”面前,人人平等。

梅英东胡同里的街坊韩家夫妇、刘老兵一家、废品王都是城市的外来人,史明智在上海长乐路的邻居里三明治店的老板CK、花店老板娘刘女士和两个儿子、冯叔的爱人傅姨也都是。

人来来往往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就像奔腾的血液。城市很无情,它不会挽留任何一个出走的人;城市也很宽宏,任何一个人的作为它都沉默无言。

老屋里装进“内胆”

“如果你认识以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北京是在奥运会之后,城市面貌成了我眼中北京初始的样子。我一直以为北京就是这样“长相平庸又无趣”,因为从没人告诉我过老北京的样子,但我能肯定地告诉你,上海原本不是你们现在所见的样子。

几十年了,许多人搬到上海又濒临离开。时间一往无前,空间变幻,往往裹挟着许多人生活的跌宕。

史明智的朋友在长乐路以南两个街区的一家古董店里淘到了一个鞋盒,里面又大约一百来封信,是1950年至1990年代,来往长乐路一处私宅与三千多公里外劳改农场的狱中家书,一笔一划记载着一个叫作王明的男人和一家九口人40年的沉与浮。

王明摆在当下兴许是足以与马云一较高下的商人,但生不逢时,1957年11月中旬冬至时,“以欺诈手段买卖国家控制商品”、“以非法手段谋取财产”等罪名被捕。

服刑16年完毕后,又因没有居住证,遣返德令哈改造农场待了6年,1979年才最终回家。乡音无改鬓毛衰,家中一妻五女一儿(其中小女儿因无力抚养送给亲戚),早已物是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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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以前的石库门,一个门洞一个世界

当史明智拿着这些信函,联系到已在美国纽约定居的王明独子王雪松时,他表示父亲已经去世,一切都会过去。

“我的父亲也不是什么伟人,就是个老百姓,一个普通人。”他指向一群出现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里笑意盈盈的中国老人,对史明智这样说,“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中国人聊聊吧,我们都有相同的故事。”

王雪松的话不无道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千百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红卫兵和老三届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全国共有8000万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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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乡的岁月,是一首难以唱罢的歌谣

如今这一代人已经到了“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当年的插队落户的经历,造成了很多一言难尽的故事,也造就了他们没有安全感、爱掌控的个性。90年代有一部电视剧叫《孽债》,道出多少上海知青和云南弃儿的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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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左右的北京朝阳区是工业生产地

“我当时被吓得目瞪口呆。”后来,一位建筑师回忆道。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朝阳区就成为了北京市工业基地的主要所在地,化工、汽车、机械等传统产业都集中在这里。据一位曾经在这里居住的老住户回忆,当时没有一座楼超过10层,烟囱倒是有十几根……

“毛主席说要将北京从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我真的不太能理解。那么大一个中国,工业生产不需要依赖北京。北京应该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那时候我还没那个觉悟,不知道‘毛主席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真理’,但即便到了今天,我还是不能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希望‘到处都是烟囱’。”

这位建筑师名叫梁思成,是清末改革家梁启超的儿子,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

梁思成的不解之谜,在许多许多年以后,一个叫梅英东的老外在他所著的《再会,老北京》一书里,详细谈及了对建筑遗产保护的看法,并走访了相当多的专家名人——他想救救奄奄一息的“老北京”。

梅英东在书里是这样写:“从1949年开始,北京就像对待身体的疥癣一般以担忧厌恶地心情对待旧城,削去了城墙,拆除了胡同。

这话似乎就能解释得通,是一把悬在北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北京心急如焚推翻所有象征着封建王朝、老旧腐朽的老建筑,以崭新面貌带来朝气与经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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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栅栏的胡同摇身变成步行街,不知该说“焕然一新”还是“面目全非”

旋即,全国范围内听从号召,神像庙宇以“整容”为目的去修复,满街的仿古复制品堂而皇之地将建筑遗产取而代之。

真正的北京胡同、上海的石库门,早已在奥运会、世博会之前化为瓦砾场。好在建设者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人们又能记住城市新的标志物了——北京有鸟巢、水立方,上海有东方明珠、国内第一高楼。

“历史上各代建筑风格虽然统一,但作品仍然多样,现代建筑尽管出现于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结果反而千篇一律。”伟大的建筑师密斯晚年的话成了可怖的预言。

中国在飞跃,中国的城市却在没落。随着地方文化都被陆续送进博物馆、历史书、旅游图册里,城市的精气神正变得面目模糊、无法辨识。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记忆功能变淡薄了,对失去一些东西的疼痛感也随之麻木了,都以为自己世代生活在家乡,寸步不离便是对它的了解及占有。

年初,3位小伙子搬进了杨梅竹斜街72号院。东大妈看着新鲜,大杂院向来住的都是底层人,还没见过这么“高大上”的——仨小伙全是建筑师,其中一个是美籍华人,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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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过的地方做个推荐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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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都200多年了,东大妈寻思着,这几个孩子待不长,“不能洗澡,还得上公厕,现在的年轻人哪儿受得了。”没成想,仨人发挥建筑师的工作特长,把房子给改了。东大妈的眼睛都直了:“我是绝想不到,房子还能像暖壶一样,装进一个‘内胆’!”

常设展:老北京民俗文化展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首都博物馆

免费09:00--17:00 周一闭馆

古都的命运早在北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之前的几十年,就已经被决定了。都说“新北京、新奥运”,那老北京去哪儿了?老北京只身进了博物馆,城南旧事已成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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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是三位建筑师之一。他告诉北京晨报记者,这种“内胆”实际上是一种PU建筑材质,材质内可预先埋设各类水管、电线、插座等设施,满足居民水暖电等生活需要。在不破坏老房子结构的前提下,用PU材料,将一座新房子装进老房子。“材料很轻却很结实,住100年没有问题。组装也简单,一两个人就能操作,我们的卧室22平方米,两天就安装好了。”

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

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9号长椿寺

免费09:00--16:30 周一闭馆

一个地方性博物馆,浓缩了一座城的前世今生,九个展厅布置得相当用心,这份用心让来的人愿意放慢匆匆的脚步,听人文轶事娓娓道来。不炎热的季节,带上本书,览尽了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在长椿寺院高台上坐着,寺里有奔跑的孩子和猫作伴,能沾些老北京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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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好的“房中房”,可以开窗户,铺设木地板,使用马桶和浴盆,跟楼房一样干净、保温和舒适。由于是建在四合院里,何哲叫它“内盒院”。

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

上海浦东世纪大道1号东方明珠零米大厅

35元08:00--21:30

虽然坐落在不缺游客的旅游景点,但作为展现上海历史发展的一块招牌,陈列馆还是做得相当走心。以蜡像实景还原上海近代历史变迁,娓娓道来上海这座城市是如何由一个小村落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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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盒院”最大的挑战不是建筑本身问题,而是老四合院里没有化粪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安装了马桶也没办法用。仨建筑师不得不在院里挖了个化粪池,自带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的污水可直接排入污水井。

限期展:觉醒的现代性

上海黄浦区花园港路200号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免费11:00--19:00 周一闭馆

展览至2018年10月14日

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一代宗师,开启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他们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展览同时呈现见证这一仲要进程的城市上海,在新旧共处、东西交融的历史阶段中的风貌。大量的文献、手稿、采访,花上几小时参观,相当于重访上海现代都市的肇始与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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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妈看着羡慕:“多干净呀,多保温呀,密闭性也好。您还甭说,让仨小伙这么一折腾,在老院子里住上了新房子。”

保 护

大杂院留住历史痕迹

有人借住在“内盒院”一宿,微博留言说:“夜晚,院落清静风移影动,看到低矮的天际线,墙外漏进微弱的路灯,有一种大国小民的安稳——胡同是一种隐藏的智慧。”

何哲说,对于四合院里的老房子,人们习惯翻新重建,虽然建成老样子,可大家依然说它是新古董——因为历史痕迹都没有了。200多年的老房子,风风雨雨,留下多少印记在这些梁上、柱上、墙上、青石阶上。它记录了四代人甚至五代人几十口子的生命历程。“你看,这些青石板台阶抬高了北屋的高度,彰显了它的地位——北屋由家族中辈分最高的人居住,体现了传统家庭的等级观念。如果都翻新重建,历史也被抹去了。”

与新建房子相比,何哲说,“内盒院”的成本也就是装修费的一半,对于经济实力不高的平房居民来说,可在短时间内提升居住环境,“我们只想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住起来舒服些,同时留住祖先的痕迹。”

东大妈家只有11平方米,一间屋子半间炕。还没到11月,厚厚的棉门帘子已经挂上了,可因为要出出进进干活,屋门却是敞开的。老人说,她何尝不想住楼房,却不想离开熟悉的老环境。年轻建筑师的创意让她感觉到了些许的温暖和感动。但是,她不打算请何哲来改造她的家,房屋面积太小,再装进个房子,耗子都得侧身进,再说,“房子密闭性太好了——年轻人讲究隐私,可我憋得慌。这么多年,我们的屋门都是随时敞开的。”

人 气

有老街坊才有灵气

随着“内盒院”被曝光,杨梅竹斜街72号出了名。海内外的人都来参观。很多参观者是住在什刹海、西四、景山、北新桥的“老北京”,他们一把的年纪,操着北京土话,向三位普通话说不利落的建筑师打听房屋改造的事。何哲很兴奋,大栅栏方面看上了他们的“内盒院”,要拿去研究,而“内盒院”也有望在大栅栏试点建设。

大栅栏琉璃厂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修缮老街,更应该注重它非物质的一面,并不希望老住户都迁走,那样的话,这条老街就没了人气儿,也就没了韵味儿,街建得再漂亮,也没有生命力。

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留住老住户,实际上是遵循老街原有的历史风貌。北京的“斜街”都是人用脚踩出来的。因为元明时外地人进京,都得从卢沟桥过广安门到菜市口,斜插过来,到前门最近。后来,随着大栅栏、琉璃厂,一商一文两条老街日渐兴盛,位于其间的杨梅竹斜街便成了它们的配套服务区,于是积淀下商住混杂的历史特点。“修缮斜街也要恢复商住混杂的风貌,所以说,老住户必不可少。”建设指挥部负责人说。

何哲说,他见过很多老街,但是杨梅竹斜街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因为有老街坊在,老街才有了魂与灵气。“我们设计‘内盒院’就是想留住老街坊。”说这话时,何哲的眼神扫过东大妈的老屋。72号院并不大,新房伴着旧屋,在时空交汇处,灰白发、穿着居家服的东大妈,才是院子里最美的风景线。撰文 晨报首席记者 崔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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