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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一座文学大山,白生亮给你讲述有趣的

时间:2019-11-29 13:33来源:风俗习惯
原标题:发现家乡美:白生亮给你讲述有趣的《神池乡谣俗语》 列宁论劳动者的口头创作 冯骥才:口头文学无所不在 我们拥有一座文学大山 刘锡诚 记者采访白生亮(右) “数千年间

原标题:发现家乡美:白生亮给你讲述有趣的《神池乡谣俗语》

列宁论劳动者的口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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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口头文学无所不在 我们拥有一座文学大山

刘锡诚

记者采访白生亮(右)

“数千年间,各族人民以口头文学作为自己精神理想和生活情感最喜爱和最擅长的表达方式,创作出海量和样式纷繁的民间文学。大量史诗保存着许多民族珍贵的生命史,无数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述说着亘古不变的人间的梦,口口相传的故事传递着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道德准则与价值观,海量的歌谣谚语既蕴含着人们无穷的生活智慧,也包藏着极其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中华大地上,口头文学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学。”

在批判“四人帮”反党阴谋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斗争中,我们重温革命导师列宁对劳动人民创作的论述,对于批判“四人帮”在文艺战线、文艺理论方面的种种谬论邪说,把被他们弄颠倒、搞混乱了的问题重新颠倒过来,坚决捍卫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是非常重要的。

中视新媒体讯 (新闻观察员 郑志东) 近曰,一本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名为《神池乡谣俗语》的书火了山西省神池县文化人的朋友圈,大家纷纷向作者要书观看。文友评说:内容比书厚。泥土本色,田园风釆。虽土的掉渣却引人入胜。这究竟是一本怎样有趣有味的书呢?为啥这么多人要看,且读者众多呢?带着有关该书的种种问题,记者专访了作者白生亮。

  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日前正式亮相。该数据库包含116.5万篇(条)神话、传说、史诗、歌谣、谚语、歇后语、谜语、民间说唱等,总字数达8.878亿字,几乎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口头文学收集的原始资料,堪称一部“民间四库全书”。

我们拥有一座文学大山,白生亮给你讲述有趣的。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说过:“列宁一生中很少有时间能稍稍集中地研究艺术问题,由于他一直厌恶而憎恨凡事不求甚解的态度,所以他不爱表示自己对艺术的见解。尽管如此,他的爱好还是非常明显的。他喜爱俄罗斯的古典作家,喜爱文学、戏剧以及绘画等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于劳动者中间世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当然也不例外。由于当时俄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列宁当然没有可能专门研究民间文学的问题,但他对俄罗斯民族的以及世界其他民族的民间口头创作的一些零散的,然而是深刻的见解和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宝库。列宁明确阐发了劳动人民创作是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劳动人民创作是研究人民的心理和愿望、研究人民的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列宁强调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民间口头艺术作品,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的观点加以审查;列宁非常重视革命的民间作品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战斗作用:列宁号召作家、诗人在旧歌谣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作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作品来;列宁恰如其分地指出民间创作中存在着精华与糟粕,无产阶级在继承人民文学艺术遗产时,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批判态度,全盘否定和全盘继承都是错误的。

釆访作者前,记者翻阅了一下书,书里的谣语是神池独有的,比如:谷秀的闺女_瞎闹; 宫宪武打鼾睡_瞎打; 来存穿新衣裳_抖起来啦; 银洞洼的鼓丧家_没铛铛; 山后的秧歌_赶住上。还有生活偶趣小悟的,比如: 养儿不像老子_妈清楚; 虱子放屁_小气; 苍蝇打嚏喷_小作怪; 豆锄三遍颗粒圆,山药三遍蛋成串; 吃虱子,留大腿; 吊死鬼搽粉_白不要脸; 穿兰的有钱,穿灰的有权,穿黄的天天过年; 犊子底下坐栽橛_有硬根哩; 大庙里筛灰_糟蹋神仙哩; 牛的领子,榆树皮,骆驼的疙膝,婊子的比; 讨吃子种海娜_死命不顾还贫花红; 猪肉贴不在羊身上等等民谣俗语让人阅读大笑后,还偶有大悟,十分有趣蛮有意思。

  今天我们要举起酒杯,为中华民族一件巨型的文化遗产——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成果数据化的完成而表示庆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和时代双重意义、超大规模的文化工程。

白生亮出生于神池县九仁村,这里山川相间,丘陵起伏,清雍正年 一七二五年建县,历朝历代多为胡汉杂 居共处之地,汉族农耕文化与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相互渗透,因而造就了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景观,特殊的地理环境, 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异族民风情调的影响,也形成了境内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和民情风俗。 这里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体系,有源有流,仪态万千,明代刘养志在《文昌祠庙 》中有“黄花岭自岭抵麓十五里,地少平,有水一泓,出无源去无迹 ,旱不涸,雨不盈 鱼藻胥不生,名曰“神池”的记载。民间神奇传说和民间趣闻伴生出众多动人的故事语言和歌谣,都在向世人诉说一个古老地域灿烂的文明和悲壮的命运。神池先民们为后代孕育出许多璀璨的文化瑰宝,在这厚厚的黄土地上沉淀下古老的文化底蕴。神池民间文化是神池人民世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也是这方土地上的人对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它凝聚着神池人民的性格,神池人民的精神。变化的时代在淘洗着传统的民间文化,在当今时代,我们有必要对丰富淳厚,历史悠远的神池民间文化立此存照,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及其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淳厚的乡谣俗语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继承和发扬丰富而优秀的神池民间文化是我们的担当,也是历史的责任。

  这一工程的所有作品都从民间采集而来,经过专业整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歇后语、谜语、说唱和小戏共11类。其中神话、故事、传说等为篇,歌谣、谚语、歇后语等为条,统称为件。现入数据库者,包括神话等共28.7万余篇;歌谣等87.7万余条;总计116.5万件。字数88700余万字。

十月革命以后不久,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有一次,列宁在邦契—布鲁耶维奇(当时的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那里看到了一本十九世纪初叶的无名作者的手抄作品,他读过这本作品后,精辟地指出了它们的意义:

神池民间文化是神池劳动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它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这个字数超过四库全书的字数,堪称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学数据库。可以说,现在我们已拥有一座文学大山——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巍巍文学大山。

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的学者、所有讲师和教授们,就会研究那些哲学小册子,研究那些突然想过哲学瘾的冒牌知识分子写的毫无意义的文章,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创作,可是他们忽视它,没有人知道它,谁对它也不发生兴趣,也不写文章评述它。不久前我翻阅了一下考鲁包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目录以及他的俄国哲学图书目录。那里应有尽有!俄国哲学家的著作的书单子有一指厚!洋洋大观!可是富有人民哲学思想的作品书目却一点也没有。要知道,这比起我们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哲学家的所谓“哲学的”胡说八道,要有趣得多。难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之中竟找不到一个愿意研究这一切和对这一切写出有系统的论文的人吗?这件事必须要做。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人民的创作反映了各个时代他们的世界观。

神池民间歌谣俗语是民间文化中最富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中,生命最活跃,涉及最广泛。它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它的无数珍品是当之无愧美的典范。没有了它,人类将失去不少童真的回忆;没有了它,人类爱祖国爱家乡将会缺少实际可感的具体内容 ;没有了它,人类的欢乐悲伤将变得干枯而平淡;没有了它,人类将会失掉多少生活的甘美和幽默…… 神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了一种神池民俗文化。

  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个人用文字创作的、以书面传播的文学,一是民间集体口头创作的、口口相传的文学。后一部分文学是前一部分文学的源头,是根性的文学。就像西方文学始于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部作品是上古时期民间文学的选集《诗经》;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两部分文学一直同根并存,相互滋育,各自发展,共同构成一个民族文化与精神的极为重要的支撑。

列宁的这一段话,极为肯定地指出了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的性质及其在人民文化史上的意义:(一)劳动人民的文艺作品是他们世界观的反应;(二)不同时代的劳动人民创作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和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三)无产阶级的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收集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各个时代的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写出有系统的论文来,廓清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在这个领域里散布的“哲学的”胡说八道和氤氲迷雾。

神池位于黄河流域,作为我国文化发源地的一部分,具有灿烂的民间文化。就 歌谣而言,历史悠久,渊远流长,感情强烈,蕴意丰厚,爱憎分明,语言简短形象,生动押韵。歌谣是随口唱出的没有音乐伴奏的韵语。 神池歌谣是广大神池人民在长期劳动和生活实践中,用集体的智慧和艺术才能创造出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口头文化遗产。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与心 理愿望,深深扎根于民间。有的反映痛恨旧社会,有的歌颂新社会,歌颂党和领袖的,表现了神池劳动人民爱憎分明的立场观点;有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对痛苦生活的愤怒心情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热爱生活希冀美好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有的反映了社会青年男女渴望婚姻自由,渴求获得真正爱情的强烈愿望,表现了神池劳动人民真挚朴素的追求和高尚纯洁的情操;有的反映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非常诙谐幽默,和谐统一,表现了神池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才能。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古国,口头文学的历史去之遥远。我们民族有着巨大文学想象力和原创力。数千年间,各族人民以口头文学作为自己精神理想和生活情感最喜爱和最擅长的表达方式,创作出海量和样式纷繁的民间文学。大量史诗保存着许多民族珍贵的生命史,无数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述说着亘古不变的人间的梦,口口相传的故事传递着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道德准则与价值观,海量的歌谣谚语既蕴含着人们无穷的生活智慧,也包藏着极其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中华大地上,口头文学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学。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在同自然作斗争中和阶级斗争中,都用口头文学作为他们表达思想和反映自己生活的工具。以口头形式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创作,几乎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唯一武器。多少世纪以来,他们都无法在实际上战胜统治阶级,而只有在自己的艺术作品的幻想中才成为胜利者。他们在自己的创作里,揭露社会的不平等,鞭打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寄生虫和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礼教、习俗,抒发自己的感情,歌颂诚挚、忠贞的友谊和爱情。他们通过艺术创造,歌颂和赞美自己阶级的英雄人物形象,表达自己的伦理、道德观点乃至社会理想,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的阶级关系。

俗语,也称熟语,俗话。它是指约定俗成流行民间的通俗化、口语化的习用定型且形象精练的语句。俗语方言性质很浓,大量流传于各地民间,主要在劳动人民群众口语中使用,浅显易懂,形象生动。

  因此,民间文学是我们民族的心灵形象,文化的身份证,自我教化的工具,审美的载体,节日的核心内容,其他各种艺术之源之本;它另一半意义则是它高超的文学价值。

列宁在读了十九世纪后半叶俄国民间文学搜集家巴尔索夫的《北方的哀歌》一书中的出征士兵的“哭述”之后,认为这些民歌极好地描写了过去该死的穷兵黩武的尼古拉军警时代。他说:

《神池乡谣俗语》一书搜集整理的俗语包括歇后语 、谚语、形容语、惯用语、俗成语等五个部分,这些语种特色鲜明,各具魅力。为了阅读方便,将歌谣和谚语进行了分类。歇后语是由歇前和歇后两部分组成的语种,通过前一部分的形象表述,运用比喻双关,谐音等手法引出后面的本意,以说出特定含义。

  然而,当人类社会渐渐转型,口头文学的遗产价值就显现出来。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具有先觉意识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便行动起来,对这种无形存在、易于丢失的口头文学进行搜集与整理工作。中国民协的口头文学资料库里还保存着上世纪早期周作人、刘半农等先生进行口头调查的手稿。

为什么不写一篇研究论文,研究军警统治时代的黩武主义对于农民发生了什么后果,可以用这些对服兵役的“哭述”来和那些农民的歌曲——即那些逃避开地主的庄园,逃避兵役,从兵营逃走,组织所谓“下游自由逃民”,在伏尔加、顿河、诺沃露西亚、乌拉尔以及在草原上结成特殊的伙伴、义勇军、队伍,结成自由民的自由团体的农民的歌曲作比较。同样的人民然而却有不同的、充满骁勇和豪迈精神的不同的民歌,有大胆的行为,有大胆的想法;他们经常准备起义来反对贵族僧侣、显贵、沙皇、官吏、商人。是什么使他们变成这样的?他们努力追求的是什么?他们怎样和为了什么而斗争?难道知道这些不是很有趣的吗?而这一切在民歌中都能找到解答。

谚语是对人生社会生产历史等方面 的经验总结,采用的是一种判断式的表达方式。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先后三次发动大规模全国性的口头文学调查。一次是1958年开展的“民歌调查运动”;一次是1984年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调查整理工作,这次调查的规模空前浩大,以县为单位,拉网式的,遍及全国所有省份与民族地区;再一次则是始于本世纪初直至今日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我们仍将口头文学调查列为重点,并赋予抢救的紧迫性。

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从各方面、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举凡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大事件,都能在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谚语等劳动人民创作中找到人民群众的反映。列宁引用的俄罗斯军警统治时代的征募士兵的民歌,就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群众对尼古拉反动统治的憎恶和反抗,反映了农民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他们由消极地逃开地主的庄园,逃避兵役,从兵营逃走,组织帮伙,结成自由民团体,发展到“经常准备起义来反对贵族僧侣、显贵、沙皇、官吏、商人”。这就是沙皇的黩武主义对于农民发生的后果:“农民不自觉地发动了起来,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忍不住了,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不声不响也不反抗就死掉。”在列宁看来,对尼古拉军警统治那样一个黑暗时代中所发生的一切,俄国农民的和士兵的哀歌反映得多么深刻!多么生动!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而在当时的俄国作家中,有谁人如此深刻地描写了这幅阶级斗争的图景呢?当时还不是文坛上的知名之士而只是边区的一个教师的巴尔索夫把人群群众中流传的这些作品收集起来之后,才触动了诗人尼克拉索夫,并给了他的创作以有力的影响。

形容语主要表现描绘一种状态、情景、表情、外貌、行为、举止等等,大都采用夸张的手法,有时亦用比喻来表达。

  三次大规模调查前后长达60年,参与人数十万,采集到的各类体裁的民间口头文学总数十亿字。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数字。它最重要的意义有三,一是摸清了我国口头文学的总体状况与各种体裁的分布格局;二是发现了大量民间文学的传承人(包括故事家、歌师、传唱者、东郎等),在那个时代能讲50篇故事以上的民间故事家达一万人;三是将巨量的无形的动态的口头存在,转化为确定的文本。这就给本世纪国家非遗的认定奠定了认知基础,提供了确切的依据。现已进入国家非遗的口头文学125项,进入省非遗698项。这是中国文化界为我们民族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列宁指示我们,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由于迅速而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因而向我们提供了研究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对历史事件所持有的态度的可贵资料。他尖锐地批评了文学史家、文化史家对流传在人民大众口头上、记忆在人民大众脑子里的民间创作采取轻蔑贬斥的态度。他在阅读了十九世纪出版的杜勃洛沃尔斯基的《斯摩棱斯克民族志》和昂楚科夫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之后,感叹地说:“多么有趣的材料!我粗粗地翻了翻这些书,我觉得,显然,现在还没有人愿意总结这些材料,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整理这些材料,用这些材料是很可以写出非常出色的关于人民的理想和愿望的著作的。瞧这里!昂楚科夫的这些故事我翻阅过一遍,就有很精彩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应该提醒我们文学家注意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民间创作,对于研究我们今天人民的心理是太需要、太重要了,”正如列宁正确地指出的,资产阶级的人文学者且不去说,就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化队伍里也还没有人去总结这些材料,尤其不能“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对这些材料加以收集、整理、审查、研究和阐发,做到古为今用。即使有人做了一点,也是或出于猎奇,或只从民俗的角度或只从艺术形式的角度,而没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着眼。资产阶级的文化史家和思想家为了替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曾经收集了一些人民创作材料,但他们大都进行了别有用心的篡改和删节,从而对人类文化史作了歪曲。他们把人类的一切文化说成仅仅是少数统治者的杰出人物的创造,而不是世代劳动人民的创造;他们不承认“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不承认“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观点。

惯用语是一种洗练隐喻的词组,用后面的意思来表现一种思想看法或虚指的意义。

  特别是对于许多没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不少口头文学常常就是一种活生生的口传的历史。正是这几次的调查与发现,填补了这些少数民族很多历史的空白。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几年在贵州麻山地区发现的大型苗族史诗《亚鲁王》。

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指出人民创作是“各个时代人民世界观的反映”,是研究“人民的心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的重要材料,这些材料对于刚刚在政治上夺得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文化领域)进行斗争,对于批判唯心史观,是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的。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文学界就曾流行过一种以B﹒A﹒凯尔图亚拉为代表的民间创作“贵族起源论”,这种谬论认为人民创作不是广大劳动群众创造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上层统治阶级中间,然后下降到人民群众中间的。1906年、1911年凯尔图亚拉在彼得堡分别出版了《俄国文学史教程》(自修读本)的第一、二卷,他在第二卷的序言里断言民间英雄史诗的创作者,不是人民而是“上等统治阶级”。当时还有一些人附和这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谬论。这种谬论根本否定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力,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这种错误思潮的出现,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当时恰恰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通常被称为“最肮脏、最无耻的十年”,是为斯托雷平的黑暗政治与血腥镇压效劳的,因而及时揭露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绝对必要的。列宁的重要论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提出来的,并给予无产阶级的理论战士以思想武装的。

俗成语是历代口头创作、口头运用的地方口语色彩很浓的成语,主要通行于民众口语中,为后世所沿用,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口头交际的常用习语。 千百年来,神池民间俗语,它简练而形象地阐明观点,揭示道理,具有趣味性和哲理性。它的内容包罗万象:高可到九天摘星,深可到沧海猎珍,大可拥抱宇宙万物,小可掇拾油盐酱醋。它在人们口耳相传之中不断锤炼 凝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致每一 句民间语言都能准确地表达一种思想,一种经验,一种哲理,或鞭挞丑恶,或赞美理想,或告诫世训,而且言辞精炼,说服有理,朗朗上口,别有韵味,如同神池人朴实 勤劳厚道守诚的品质一样,让我们从中领略神池民间语言文化的独特魅力。

  民间文化的本质是自生自灭的。尤其是当下,由于现代经济高速发展,固有的城乡形态正在解体,生活方式骤变,致使民间文化遗产全面濒危,其中口头文学最易消失。口头的文学一旦离开口头,无人传说,便立即消失。因此说,如果没有这几次全国性口头文学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大量民间文学一定无迹可寻了。

《神池乡谣俗语》表面上看似乎显得有些“俗”,甚至有些“粗”,自然进不了那些万签插架的史料典籍,然而它正是出在那些千千万万“大老粗”嘴里,而且一说再说,流传不息,茶余饭后,细细品嚼,便得其中三味。

  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60年,经过几代民间文化专家、学者和工作者的努力,从极其艰辛的田野调查,走乡串村的寻访,走街串巷的口述笔录,再经过精心和科学地整理,才使得如此巨量的民族文化的财富保存下来。

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深刻地指出革命歌谣反映了先进的革命阶级的思想和情绪,是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有力武器。

纵观这些乡谣俗语,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来自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连接着芸芸众生,让读者品读后知晓那些乡谣俗语是农民地里种出来的,是乡民人际交往交出来的,是两口子吵架吵出来的,是“羊倌夫”在山头吼出来的,是妇女做饭做出来的,是百姓受苦受难哭出来的,是群众开心之时,高兴之余笑出来的,是劳动群众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出来的,是民以食为天吃出来的,是摔了个跟斗跌出来的……

  今天,当数据库可以为这一遗产提供更为安全的保存和更为便捷的使用时,中国民协又启动这一浩大又复杂的数据化工程。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里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产生的工人阶级革命歌谣,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在他们的论著中广泛加以引用、阐发,为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理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革命歌谣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人民创作,都更受到列宁的喜爱和重视。列宁喜爱革命歌曲,不是仅凭个人的好恶兴趣,而首先是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来评价优劣的。例如,他侨居巴黎的时候,就对法国的政治讽刺民歌发生了兴趣。当时巴黎公社社员的儿子蒙台居斯,一个著名的工人歌手,经常在巴黎郊区——工人区演唱革命歌曲。列宁为了去听蒙台居斯的演唱,竟然在各种报纸里寻找他的演出广告,并借助巴黎地图去郊区剧院或酒店。有一次,他在一封信里就表露了渴望听革命民歌的心情:“今天(指1910年1月2日——笔者)我还打算到一家唱goguetterévolutionnaire(革命小调、讽刺歌曲——笔者)的酒馆去,听听‘唱歌人’(译得不好,原词是chanconniers)唱歌。”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在巴黎时期,列宁一面关心着俄国的革命,同时也仔细地研究了法国的工人运动,尤其注意观察法国的选举运动。列宁“对法国大选中各种会议的观察就给‘民主共和国’的所谓选举勾绘出一幅鲜明的图画,这简直令局外人感到惊讶。因此,伊里奇特别喜欢革命歌手们演唱的一些讽刺选举运动的小调。我记得有一支小调描写一个候选人到乡下去搜集选票,它跟农民一道饮酒,对他们胡说一通,醉醺醺的农民们最后投了他一票,并且唱道:《T’as bend it,mon ga!》(‘小伙子,他说得对呵!’)于是,在获得农民的选票之后,这位议员就去领取为数一万五千法郎的议员薪俸,并且开始在众议院里出卖农民的利益。”列宁就是这样通过倾听工人歌手演唱的讽刺民歌了解群众的情绪,研究社会问题的。民歌毫不掩饰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选举的虚伪性和资产阶级政客玩弄的欺骗把戏,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的高涨,因而得到了列宁的赞赏。

无疑,品读此书,就走近神池乡谣俗语,就走进了大智慧、大容量的语言库,人们的双脚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踩在它的字根上。这些乡谣俗语语音、字节不乏趣味和完整的意思,只有神池当地人得够听懂,然而现代汉语词典却很难诠释,也不会找到,其他地方的人们没有神池人翻译恐怕也很难明白它……

  自2011年始,前后历时三年。在专家学者、大学研究生、民间文化工作者、汉王公司技术人员共同努力协作下终于完成。这里应该特别提到一些老专家,他们仍是中坚力量。几十年里,他们从田野农家一直走到今天电脑桌前,其奉献与担当的精神始终如一;凭着他们的这种精神,以及深厚的学养和一丝不苟的追求,使这一专业性极强的数据库得到可靠的保证。

列宁非常重视和高度评价革命民歌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抗议和反抗。他在《萨比林》一文中曾引用并评论过一首亚尔萨斯民歌。他写道:“四十多年来,普鲁士人强迫亚尔萨斯的法国居民‘德国化’,并以百般重压‘迫使’他们服从普鲁士王国的、军曹的、官僚的所谓‘德国文明’的纪律。然而,亚尔萨斯人的回答是唱起抗议的歌曲:‘你们夺取了我们的亚尔萨斯、我们的洛林,你们尽可以使我们的土地德国化,但是你们永远不能征服我们的心——永远不能。’”这支亚尔萨斯人民的民歌,是在他们的民族备受普鲁是人侵略和压迫的情势下诞生的,它不是诞生在一个心灰意冷、甘愿俯首听命于异族强权的民族中间,而是诞生在一个充满了反抗的、英勇不屈的民族中间。列宁初次听到这支歌是在1909年,那正是俄国反动分子猖獗一时的时期。当时党虽然遭到打击破坏,但党的革命精神却没有被摧毁,革命分子并未因此而消沉。这首民歌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革命精神,显然是同当时流亡在国外的列宁的心境很相似,起码引起了列宁在感情上的共鸣,列宁在唱它的时候,同样也是怀着胜利信心的。克鲁普斯卡娅在写《伊里奇喜爱什么文学作品》一文时,也特别提到这件事,说列宁“口里唱出来的歌词‘但是你们永远不能征服我们的心——永远不能’,表现了多么强烈的必胜信念。”列宁很珍重这支民歌中歌颂的法国人民的不屈的革命精神,正是这种革命精神曾鼓舞着法国人民同普鲁士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从这个角度来说,《神池乡谣俗语》是神池祖辈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神池传统文化最珍贵的历史遗存,具有语言学和一定的民俗文化研究价值,也应是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可以说,中国民间文化界真正做了自己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经过几代人努力,终于将遍布在山川大地上的口头文学一篇篇文字采集来,整理和存录,筑垒起现在这样一座8.87亿字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大山,使它屹立于世界东方,彰显着中华文明的博大。可以永存,可供后世永享。我们要向为此巨型工作付出辛劳的千千万万的专家、学者和一切文化工作者致以由衷的谢意与敬意!

列宁还曾撰写专文评论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国际歌》,纪念它的作者、工人歌手欧仁•鲍狄埃。列宁写道:“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当这首歌子诞生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国际歌》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宣言和战斗号角,鲍狄埃用自己战斗的歌曲唤醒了一代代国际无产阶级,把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传遍全球。此后不久,列宁又写了一篇题为《德国工人合唱团的发展》的文章,以同样炽热的革命热情评价了《国际歌》以及用歌曲宣传社会主义的巨大功绩。列宁说,在德国,用工人歌曲宣传社会主义的历史很短,而且德国的“容克”(地主的、黑帮的)政府采取了很多卑鄙的警察手段来阻碍这种宣传。但是无产阶级的歌声是镇压不住的,“任何警察的无端挑衅,都不能阻止在世界各大城市、在所有的工厂区,而且越来越多的在雇农们的茅舍里,传出歌唱人类不久即将从雇佣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友谊的无产阶级的歌声。”

人生如梦,往事如烟。转眼六十余载,白生亮顿悟到生命的短暂和宝贵。他不想 因虚度年华而懊悔,更不会为庸庸碌碌而羞愧,他决定在有生之年将几十年搜集的作品仔细整理成册,算是留给儿女亲朋的精神财富和人们嬉戏评说的话题吧。

  当然,从民间文化的性质上说,口头文学的调查是永远不可能穷尽的。我们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不断地充实这一遗产。

《国际歌》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有巨大的号召力,就在于它用艺术的语言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真理,这一真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学的语言加以概括的,工人阶级经过多少次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浴血斗争和失败才认识到的。列宁在总结1905年俄国革命的教训时,曾说俄国革命用血的教训证实了这首歌曲中的深邃思想。他写道:“无论知识人士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橫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政府夺回。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

“褒我我不狂,贬我我不让,有民就有歌,歌在民心上。”此书出版,源远有缘,说来话长。1974 年,白生亮在山西省艺术学校工作期间,与原总政歌舞团转业到艺校工作的梅林老师在一起办公。那年妻子麻秀兰去艺校看望他,并与梅林老师一起闲聊家常,妻子用神池方言俗语,白生亮充当“翻译”,闲聊中梅老师夸奖他酷爱学习,工作认真,妻子说他“提撩二衣”,"急毛火性”, “急神烫滚” ,他也不能准确快速地“翻 译”,梅老师表示点头赞同,闹出这么个笑话,让白生亮哭笑不得。这事后来传到艺校戏曲编剧任老师耳中,任老师专门邀请白生亮搜集晋西北乡谣俗语,虽未能搜到多少,但乡谣俗语的魅力从此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使他沉溺其中,不能自拔。1985年白生亮调回神池,便正式开始了近 30年漫长而艰巨的搜集工作。白生亮在整理过程中,许多领导朋友同事大力支持,特别是文学功底资深的他的战友原神池县政协主席冯耀,原神池县委常委、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宗光华,原忻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杨宇宁朋友为书作序,忻州市楹联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诚,原神池县妇联主席,神池县作协主席李晓玲等贺联作诗给予“敲锣击鼓”助阵,坚定了他付梓的决心。其高堂老母王玉英,虽已九十岁高龄。但母亲至小心灵手巧,勤学敏思,早年考入城关女子完小,由于家境贫寒未能完成学业 ,至今她还经常读书看报写写画画,时常为白生亮搜集和提供资料。和母亲一样,生亮的妻子儿女都支持他写作。白生亮就这样孜孜不倦地勤奋学习,踏踏实实地努力工 作,老老实实地正直做人,不觉三十年,终于对自己痴情不改的心灵给予安慰,完成自己一个心愿,使《神池乡谣民俗》付梓。

  我和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将这部巨型的口头文学印刷出来,大约4000册吧!我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文学大国,这样伟大和举世罕见的文明遗产,理应以图书方式面世。使这5000年来一直无形存在的口头文学,看得见摸得着,登堂入室,真正进入中华文明的殿堂。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完成的历史性的使命。为此,我在这里呼吁,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也希望我们这个文化古国和大国中,能有贤达人士予以响应,伸手支援。我深信我们这一代,一定不缺少这样深爱自己文化并富于历史眼光的人。为此,我想再斟一杯酒,待到《中国口头文学遗产》出版之日,再次高高举起。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二小子敲镰刀——自娱自乐”,白生亮对自己心血著就的《神池乡谣俗语》,虽这样来评说,但他对神池民间文化的这份特殊贡献必然会留于神池的文史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白生亮在书中对寺庙文化的论述颇有见地。寺庙作为我国瑰丽的艺术宝库,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象征。而以此产生的寺庙文化、宗教文化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各个时期的历史,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变迁。现如今寺庙文化己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寺庙文化博大精深。白生亮的这篇文章为研究神池传统文化、历史文化、佛教文化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资料,得到了神池县有识之士的赞赏,更有忻州市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是一篇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今后研究神池文化提出了新的内容,新的课题。

  当然,对传统文化的抢救与整理,更为了传承,更为了弘扬。我们的民族渴望复兴。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在我们的传统和文化里,让我们的传统与文化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它无穷的力量。

也不是神仙和皇帝!

借民谣和俗语写神池人的普遍生活,这里有欢乐有无奈有希望有梦想……就像真实生活里的你我他,读这本书,就是在品读神池人有说有笑有爱有恨精彩有趣的真实生活。

选稿:丛山 来源:北京青年报

既不是那些英雄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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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向来喜欢革命民歌。无论是流放西伯利亚,还是侨居国外时,他不仅爱听同伴们唱,而且还亲自参加唱。波兰革命民歌《劳动人民,要认清自己的力量》、《五一节》,俄罗斯革命民歌《同志们,勇敢地前进》、《在茫茫草原的古墓上》,法国革命民歌《向十七团致敬》、《炮声万岁!》等,都是列宁喜爱的作品。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歌曲产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是偶然的,它们的出现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分不开的。革命歌曲的勃兴与发展,适应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发挥着鼓舞革命斗志、传播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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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作家、诗人向劳动人民的创作学习,在人民创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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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成功后的次年,反苏维埃政权的共同目的使国内外两股反动势力联合了起来,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互相配合,妄图瓦解年轻的苏维埃国家。苏维埃政权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机中”。这时,建立一支能抵御外敌的红军,发动和组织劳动人民起来进行卫国战争,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军的进犯,平息被革命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叛乱,成为当时列宁领导的政府的当务之急。在这一场斗争中,列宁多么重视歌谣这一宣传鼓动武器的作用啊!列宁同长时期成功地从事政治鼓动宣传工作的革命诗人杰•别德内依谈了一次话。列宁问别德内依,前线将士们的士气怎么样,能不能经受得住,并指出俄国人是不愿意打仗的。别德内依在回答列宁的提问时,援引了巴尔索夫收集的《北方的哀歌》民歌集里一首被募士兵的民歌,说明他们是不想打仗的。列宁听了后,对巴尔索夫的集子很感兴趣,向别德内依借去看了很久。据别德内依回忆,后来列宁对他说:“这种反战的、悲伤哭泣的和厌战的情绪,我以为应当、而且也可以克服。要用新歌谣代替旧歌谣。要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新的内容。你应当在你的鼓动口号中经常地、顽强地、系统地、不怕重复地指出,过去是‘该千诅咒万诅咒的沙皇兵役’,而现在服兵役,则是为工农的苏维埃国家服务,尽革命人民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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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娱乐,列宁是从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这一点来考虑创作新歌谣这个问题的。他把“要用新歌谣代替旧歌谣”纳入当时的政治鼓动工作之中。他指出,宣传鼓动工作应当系统地、经常地、不厌其烦地向人民和士兵们讲清这样的道理:过去是为万恶的沙皇效命,而今则是为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服役;过去是在棍棒和皮鞭下生活,而今却是自觉地尽革命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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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列宁提出了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是劳动人民的创作,时代变化了,也存在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由于劳动人民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悲惨遭遇,悲伤、忧郁的思想情调就成为旧时代民间文艺创作的一个特点。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之后,这种悲伤、忧郁的思想情调,也就变成不再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了。因此,列宁深刻地指示“要用新歌谣代替旧歌谣”。同时,获得解放的广大劳动群众虽然喜爱思想深刻、语言犀利的旧歌谣,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向往和要求创作出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新歌谣,即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是群众喜闻乐见的。

列宁在1920年同蔡特金的谈话中也表示过同样的意见。他说:“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理应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伟大的艺术。”“在这种基础上,一定会成长出真正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这种艺术将创造出一种适合其内容的形式。”

在如何对待劳动人民文艺创作的问题上,向来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列宁既批评了全盘否定历史上劳动人民创作的谬论,充分阐明了劳动人民创作在阶级斗争和认识历史两方面的价值,又批判了全盘肯定历史上劳动人民创作的错误倾向。他一贯主张批判地对待人类的全部文化遗产,包括历代劳动者创造的民间文学遗产。

1920年他在苏联共青团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但是,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把过去的这些文化原封不动地搬来,而是“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在此既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又强调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即“现有文化”必须加以改造。这个改造,就是去粗取精地进行批判的功夫,只有对“现有文化”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审查、批判,分清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才能达到古为今用。

正如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就分裂为对立的两个营垒一样,人类文化史也不是统一的文化。列宁在批判崩得分子时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两种文化的理论。他写道:“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显然,列宁所说的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里面,就包括了劳动群众和被压迫群众的全部文化,其中也有劳动人民的民间创作。列宁深刻地指出了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其中包括人民创作)同社会生活的关系: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生活条件,是产生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其中包括文化)的源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受着压迫和剥削,在文化上也被剥夺了掌握知识的权利。若干世代以来,他们不得不被迫处于愚昧的状态之中。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只能通过自己的创作来表现。因此,劳动人民的创作就成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的组成部分。其次,列宁还阐述了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意的文化成分(包括人民创作)在人类社会的全部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同统治阶级的文化的关系。他指出,在过去的时代,每个民族文化里面,这种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只不过是“成分”而已,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

尽管总的说来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民间创作是民主性的,是反映了人民的世界观和人民的立场的,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一切艺术创作都是进步的,都是健康的,都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有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

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创作中何以有糟粕呢?根据列宁的思想,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在任何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文化,无时无刻不给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思想和文化以影响和腐蚀;二,劳动者本身所处的时代带来的局限性,如小生产方式、科学的不发达等,使他们产生迷信、宿命论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不能忽视的。

我们知道,宗教对俄国人的精神生活是一大禁锢,宗教和教会的意识形态对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的思想和创作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列宁一方面肯定了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艺术创作中幻想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它的消极因素。列宁写道:“人和自然界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以内,僧侣们所创造的、为无知而又受压制的群众的臆想所支持的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存在物,是一种病态的幻想,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谬论,是不良的社会制度的不良产物。”他指出僧侣们杜撰的那些脱离现实的海市蜃楼式的宗教教义,有时也得到被压迫的、缺少文化知识的劳动群众的支持,因为他们是没有现实作根据的,所以是病态的幻想,而不是积极的幻想。当高尔基在哲学上一度误入迷途的时候,列宁写信给他,严厉地批评了他。列宁指出了什么是人民文化中必须加以批判和剔除的糟粕。他在信中写道:“‘人民’关于神和替神行道的概念,完全同‘人民’关于沙皇、妖怪、揪妻子头发的‘概念’一样,都是‘人民的’愚蠢、闭塞、无知。我根本不能理解,您怎能把‘人民’关于神的‘概念’说成‘民主的概念’。”他还说:“神首先是(在历史上和生活里)由人的受压抑状态、外部自然界和阶级压迫所产生的那些观念的复合,是巩固这种受压抑状态和麻痹阶级斗争的那些观念的复合。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尽管神的观念的起源和真实作用是这样的,但是民主派以及无产阶级的斗争采取了以一种宗教观念反对另一种宗教观念的斗争形式。”“但是这样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列宁历史地分析了神的观念的起源和真实作用,指出了神的观念是由人的受压抑状态、外部自然界和阶级压迫所产生的那些观念的复合。这些观念在民间创作里也是大量可见的。列宁在另一个场合还阐明了这些观念之所以产生的必然根源,他说:“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列宁指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神的观念是这样的,不过这样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后来它被用来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即用一种宗教观念反对另一种宗教观念了。根据列宁的这些意见,我们在研究人民创作遗产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仔细地判断它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作品,体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有无进步意义,特别要注意区别哪些是代表了历史上进步阶级的思想,哪些是统治阶级附会上去的反动思想。

在社会发展历史上,个体小生产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小生产者的农民。由于被压迫农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在人民创作中占据突出的地位,农民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决定的思想状况,无疑对人民创作有着最为明显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分析主要是农民文学的民间创作时,也要看到农民的思想局限性的一面。列宁充分估计农民的革命性,即使在分析农民的宗教活动时,他都不抹杀这种革命性。他写道:“农民中的宗教派别和理教派别在滋长(在宗教外衣下表示政治抗议,这并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各国人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共有的现象),……由此可见,农民中有革命分子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接着他又指出农民在政治上的落后性和闭塞性:“我们决不夸大这些分子的力量,我们没有忘记农民在政治上是闭塞的,是不开展的,我们决不抹杀‘俄国盲目的无情的骚动’同革命斗争之间的区别。”&nb

编辑:风俗习惯 本文来源:我们拥有一座文学大山,白生亮给你讲述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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