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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去为窗张望现在,交换与借鉴

时间:2019-11-02 19:27来源:文物考古
  5月底的北京,天气还不算太热,阳光也没有那么酷辣,一派盎然生机。来不及欣赏初夏风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匆匆背上行囊,远赴位于中美洲地区的科潘,

 

5月底的北京,天气还不算太热,阳光也没有那么酷辣,一派盎然生机。来不及欣赏初夏风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匆匆背上行囊,远赴位于中美洲地区的科潘,这已经是他第十次来到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当代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文明起源已经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领域,如2000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持的“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课题,至于2002年开展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是以规模宏大、涉及领域广泛而全面、研究技术既经典又高新而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这是中国考古学几十年发展的必然结果。北京大学赵辉教授认为:

    2013年4月15日至17日,“文明对话——以过去为窗展望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召开。危地马拉是玛雅文明的核心地带,本次会议是危地马拉政府纪念玛雅新纪元开始的重要活动之一,得到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美洲发展银行的支持,意在向学术界和公众展示中国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和玛雅文明这五大文明研究的最新成果,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

科潘,是玛雅文明着名的城邦,被称为玛雅世界的雅典,包括洪都拉斯的科潘河流域及危地马拉的牟塔瓜河流域中部。

  

    会议邀请了活跃在上述五大文明研究第一线的10多位学者,对学者和公众发表演讲,回答问题,并彼此进行热烈讨论。

这里曾经见证了玛雅文明的辉煌成就。宏伟的金字塔神庙、精美的壁画、独特的象形文字、精确的天文历法及数学体系等,古老的玛雅文明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而玛雅文明的突然衰落,也为世人留下了千古谜团。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概括来说,经过了定性(性质的判断)研究——一般过程的研究——具体社会的个案研究以及个案间的比较研究几个阶段。研究形式有从研究者个人行为逐渐过渡到集体行为的趋势。”

 

这里曾经留下了无数考古人挥洒汗水的身影。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即在此开展考古工作,至今持续百余年,使得科潘成为被研究得最充分的玛雅城邦。除了美国哈佛大学之外,日本金泽大学也在此开展考古工作,建立工作站。相较之下,中国考古人与玛雅的缘分有些“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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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李新伟受邀参加危地马拉举办的世界文明对话论坛,顺道参观了玛雅最重要的城邦之一蒂卡尔。第一次进入玛雅世界的他,受到了强烈震撼。“中国何时能在玛雅开展田野考古工作”,成为李新伟心中的期待。

  同样的道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需要有全球的视野,需要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的研究有一定的认识。近日,由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考古学研究国际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主办的“早期文明的对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危地马拉等国的学者,以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中国、玛雅五个早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为主题展开讨论。其中,国外学者不乏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有些观点也颇为新颖,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重视。本报特将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介绍给读者。

    首先,英国伦敦学院大学的傅稻镰(Dorian Fuller)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进行了介绍。傅稻镰从农业起源和发展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文明形成的经济基础。李新伟以“中国相互作用圈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为题,阐释了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时间、主要内涵和重大意义,并以此相互作用圈为视角,概述了中华文明形成和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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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娱乐,在科潘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李新伟和洪都拉斯考古学正在分析

  全球视野下的文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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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考古迎来走向世界的新机遇,在世界重要考古遗址发出中国声音成为中国考古人的重要使命和担当。2015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在北京举行了《关于科潘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合作和互助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在科潘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方面实施为期5年的合作。中国考古队对编号为8N-11的贵族居址进行全面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核心地区主持的第一个考古项目。

  早期文明的“国”与“野”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研究的重要进展是叙利亚的新发现。英国剑桥大学奥古斯塔(Augusta McMahon)介绍了她主持的叙利亚北部布莱克丘(Tell Brak)田野项目的收获。该遗址的发掘将两河流域城市化的起点提前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早中期,曾被Archaeology杂志评为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奥古斯塔主要讨论了在遗址的“垃圾堆”区域的发掘反映出的社会复杂化的发展。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乔基奥(Giorgio Buccellati)介绍了他主持的叙利亚莫赞丘遗址(Tell Mozan)发掘收获。该遗址即文献中记载的古乌尔克什(Urkesh),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是两河流域北部的重要政治中心,出土了大量有楔形文字的印章。

谈到目前的考古进展,李新伟的言语中满是兴奋。“今年的收获还是很大的。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玛雅贵族居住的四方院落,今年已经全部完成了西侧建筑的发掘,发现了这个建筑早期的重要墓葬。在其中一座墓里,看到用石块摆出十字形符号,这在玛雅文字里代表黄色,是玉米的颜色,表示珍贵之物,也代表大地的四方和中心。这种墓葬在科潘是首次发现,对我们了解科潘贵族的宇宙观和相关仪式活动意义重大。”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马克(Jonathan Mark Kenoyer)对印度河文明的艺术、符号系统和各种工艺技术进行了介绍。印度第坎学院(Deccan College) 的辛迪(Vasant Shinde)则对印度文明的发展做了整体综述。

近5年来,李新伟带领的中国考古队在科潘古城发现了大型贵族墓葬、精美的玉器、内容丰富的雕刻以及与黑曜石有关的祭祀行为等,相关研究成果在美洲考古学年会上引起外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我们引入了建立三维数字化模型的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精度,获得了参与合作的洪都拉斯和哈佛大学学者的一致认可。”

  在考古学领域被广泛使用的“文明”一词,由于受到19世纪“进化论”观点的影响,过分强调以城市的兴起、文字的发明、早期国家的建立、大型纪念性建筑、商品贸易或手工业专业化作为判断文明进程的标志性特征。因此,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缺乏这些特征而被认为是“去文明的”或“非文明的”。

    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瑞尼(Renee Friedman)介绍了她主持的埃及南部Hierakonpolis遗址发掘项目的最新进展,在墓地中发现的牛、羊、鳄鱼、鸵鸟、豹和狒狒等殉葬动物颇为引人注目。埃及国家古物部拉马丹(Ramadan Hussein)则以“古埃及国家形成和社会进化”为题,系统梳理了埃及早期国家形成的历程和机制。

成绩的背后,是艰辛的求索之路。

  

    玛雅文明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重点。先由危地马拉学者巴巴拉(Barbara Arroyo)和托马斯(Tomas Barrientos)对玛雅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进行了综述。美国学者爱达荷(Idaho University)大学的汉森(Richard Hansen)和图兰尼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马塞罗(Marcello Canuto)以及危地马拉学者居安(Juan Carlos Perez)还随后分别介绍了他们各自主持的危地马拉北部、即玛雅低地地区的艾米拉多(El Mirador)、佩鲁瓦卡(Peru-Waka)和拉克罗纳(La Corona)三处重要遗址的发掘新收获。

出于对文字阙如、蒙昧初开的人类史前时代的兴趣,以及对田野生活的向往,李新伟1986年高考结束后,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考古界的前辈一样,他希望通过扎实的考古资料建立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描绘中华文明演进辉煌而独特的历程,这也是每一位考古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伦敦大学教授Michael Rowlands通过对传统意义上的非文明地区的考察,对早期文明的普遍性定义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标准实际上忽视了全球大多区域的文化传统和特征,将这些地区排除在世界文明史之外。早期都市化文明,包括埃及、两河、印度河与中国,都非常重视从周边地区获得资源,包括金属、玉石、象牙或香料等,通常会利用军事手段并在内部通过文字系统这种工具控制大量的劳动力。Rowlands认为,城市革命的根本在于资源掠夺。

 

长期致力于国内考古学的学术背景让第一次投身国外考古的李新伟不免有些担忧。他坦言道:“这些年来我们国内田野技术发展很快,挖过国内的大量史前遗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挖掘其他遗址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主要的担心是,我们对玛雅文明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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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知识储备上的不足,李新伟一边阅读大量关于玛雅文明的论着,一边从自己发掘出的文物入手深入了解玛雅文明,还时不时地向国外着名玛雅专家请教。“以前读过的一些资料现在就真切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那种感觉无以言表!”

  在全球视野下,其他地区的文化表现和成就不应该仅仅被当成对这几大古文明发展的回应和影响,而应该作为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化方式来认识和研究。从非洲撒哈拉到太平洋群岛,每个地区的新石器传统都支持了人口增长、礼仪和艺术传统的发展。从长距离的视角看,非洲和南亚之间对谷物、香料和黑曜石长达上千公里的交换和贸易,实际上也包含了交织其中的文化成就的交流,比如舞蹈、音乐、宇宙观等等。Rowlands指出,那些所谓的文明发源地,实际上才是空间距离上远离这些资源的“边缘”地区,才需要通过发展暴力和等级制度来产生所谓的“青铜文明”,因为这些今天所谓的文明中心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资源讲是被边缘化的。

    在研讨会最后的“对话”环节,各位学者就文明的定义、文明发展的动力、环境变化与文明兴衰、古代文明研究对现代的启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洪都拉斯在历史上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为方便开展工作,与当地人的交流更加通畅,李新伟趁着考古发掘之余,每周学习三次西班牙语。“学习语言,也是为了表明我们开展工作的决心和诚意。从玛雅文明研究的后来者到领先者,我们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第一步既已迈出,就会坚定从容地走下去。”李新伟笃定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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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听众有500多人,包括学者、学生、文化和旅游部门官员以及通过网上宣传吸引的爱好者等。危地马拉和拉美各主要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广泛报道。

除了科潘考古,李新伟还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其他涉外考古工作,如埃及考古、印度河文明考古、罗马尼亚及乌克兰境内史前彩陶文明考古等项目,主持了国内考古发掘的多个项目。

  精耕细作与灌溉工程VS扩大耕地与农业多样化
——旧大陆文明世界的农业基础比较

 

2004年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后,李新伟主持了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发掘。那里是仰韶文化最强盛的庙底沟时期的中心地区,与红山文化大体同时,也同样发生了跨越式的社会发展。但在西坡,没有红山文化那样的石砌高大祭坛,没有随葬特殊玉器的积石冢;有的是面积庞大的聚落,举行公众集会的“大会堂”和规模惊人但随葬品简朴的社会上层墓葬。2006年,西坡墓地的发掘被评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发掘报告《灵宝西坡墓地》的出版也促进了对庙底沟时期社会结构和中国史前各地区不同发展道路的深入研究。西坡遗址的工作随后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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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历程虽然艰辛和曲折,但每一个参与者都像我一样,感受更多的是拂去五千年的尘埃,面对中华文明初生时期灿烂遗存的震撼、喜悦和自豪。”在李新伟看来,无论是通过考古发掘确立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还是对世界其他文明展开研究,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更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特性及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新时代,以坚实的考古资料描绘中华文明演进辉煌而独特的历程仍然是中国考古学家坚守的初心!”

  过去,学者一般认为农业精细化以及灌溉工程的出现是文明起源或者城市化产生的重要因素。伦敦大学的傅稻镰(Dorian Fuller)教授对四个旧大陆城市文明起源地的农业发展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是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埃及和两河流域。考古证据显示,恐怕除了两河流域,这样的假说都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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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精细化是指在单位面积内投入额外劳力的一种农业发展策略。实际从考古学上看到的更多是通过农业用地的扩大来增加农业产量的一种普遍现象。比如在中国北方,有证据表明是通过焚烧或砍伐森林的方式获得更多耕地,也通过与周边农业聚落的争夺来获得新的耕地。

    会后,学者们参观了收藏有大量珍贵玛雅遗物的危地马拉国家考古和民族博物馆,并赴现代玛雅人聚居地奇奇卡斯特南果(Chichicastenango)古城和玛雅低地的世界文化遗产蒂卡尔(Tikal)古城考察。

  

 

  同时,在中国北方和印度河流域,从新石器早期到城市文明的形成阶段,都伴随着农业多样化的发展过程:比如在印度河流域的主要作物组合有印度小米、豆类和芝麻;而中国北方逐步发展了粟和黍之外的大豆、大麻、水稻以及稍晚的小麦经济。另一类农业多样化在四大文明起源地都出现,那就是对生长期较长的木本水果和藤蔓类植物资源的利用,比如两河流域的葡萄和橄榄、印度河流域的葡萄和椰枣、中国地区的桃、枣和桑树等等。对果树类经济的发展标志着一种新的利用和投入,因为不同于一年生的禾本科谷物,大部分果树类需要经过多年甚至十多年的投入才能获得收成。农业多样化也包括了植物纤维和纺织业的发展,在埃及是亚麻,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是印度的棉花和两河的羊毛制品,而中国是大麻和丝织品(背后所反映的是对桑树的种植管理)等等。这类农业多样化非常重要,因为对土地的利用已经从单纯为了生业而扩展到了手工业生产,这也促进了对农业用地扩张的需求。

  

  通过对上述农业变化共生关系的分析,傅稻镰总结认为,两河流域在旧大陆四大文明中更像是一个特例,反而是中国、埃及、印度河等地区农业变化发展的特征更为接近。这也说明,过去根据两河地区研究所获得的关于文明起源的相关结论和理论可能是有误导性的。每个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都有各自发展农业提高产量以应对不同社会文明化需求的农业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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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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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出现≠文明的形成
——埃及王朝国家的建立与新石器文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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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国家”与“文明”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国家的出现和文明的形成是同一过程。但伦敦大学考古学院David Wengrow教授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在古埃及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了文明,而5000年前埃及王朝国家的建立反倒是这种文明的崩溃过程。

 

  古埃及的“新石器文明”

    

  在新石器时代的尼罗河谷,文化融合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这里的早期游牧群体,是国家出现之前的文明创造者。尼罗河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一致性,比如动物的驯化在不同遗址中非常一致。而且这一时期埃及的遗存表现出具有一定的礼制现象。更不用提这一时期精美的石质容器了,这些石质容器在青铜时代的克里特岛还被循环使用并加以模仿。

    

  国家的形成与文明的毁灭

  

  到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埃及早期王朝的形成时期,很多技术和知识明显在退化和丢失,文化视野也变得狭窄。典型的是石质容器制造技术的退步,和中国在铜器出现以后精美陶器的“失宠”所不同的是,这一技术依然被上层社会所重视,但技术本身的衰退是显而易见的。文明的形成在这里似乎不应当被视为与早期国家出现并行的进程。

    

  5000多年前的城市规划——希拉孔波利斯的景观改造

  

  古埃及国家出现之前的前王朝时期(公元前3800~3100年),尼罗河谷的发展轨迹为其后的埃及王国奠定了基础。Naqada文化是这一时期埃及中部阿比多斯(Abydos)地区的主流文化,遍布尼罗河谷地区,在其分布范围内至少建有三个大型都邑。位于古代Nekhen地区的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遗址是其中保存下来的面积最大的古城。大英博物馆早期埃及部研究员Renée Friedman女士是该大型遗址的发掘负责人,她介绍了近20年来对该遗址的持续发掘,让我们对这个前王朝时期都城的功能及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是首次在国内系统介绍该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和其他早期城市自然发展的情况不同,希拉孔波利斯在其建立之初就有了详细的规划布局,以配合公元前3700年左右的当地人口、生业与手工业的持续增长。尽管所在地的农业发展潜力一般,但城市选址巧妙地位于控制努比亚南部的贸易交流和东西部沙漠之间的资源开采和流通的枢纽地带。不同的原料在该遗址被加工成奢侈品。

  

  遗址最早的遗存是贵族墓地,外围还曾经有栅栏和围墙,不少墓葬还曾有建筑存在,房址持续使用时间较长,有的上面还有壁画,展现了较为复杂的景观,这种现象表明一种长远的规划。墓地有殉人,也随葬有牛、羊、狒狒、鳄鱼等动物,甚至发现了河马和大象的遗骸。此外还发现了一个特殊聚落,用来大规模生产祭祀仪式所需的啤酒、肉类和陶器。

  

  希拉孔波利斯可能并非当时唯一与权贵阶层直接相关的城市,只是该遗址良好的保存情况使得我们可以深入探究这样的大型都邑在埃及前王朝时期与国家形成阶段的演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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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化进程

  人口和商品的输入——早期城市扩张的一个动力来源

  

  城市总是吸引人迁入的地方,现代如此,古代也不例外。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Guillermo Algaze教授结合其25年来对两河流域的研究,认为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扩张可以从经济领域找到一些认识,或许这是一个“输入替代”的过程,即某种商品被输入城市,再从简单的商品输入发展到本地加工,从而引起人口的扩张。显著的例子就是羊毛取代亚麻成为了当地主要的纺织材料,并引起了本地工业转变的集群效应,从而在各种原料的生产和流通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类似的例子还有外来石料的传入导致本地制石工业的改变。这为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城市在千年中的不均衡发展提供了解释。

  

  水路贸易与文明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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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大学学院卡塔尔分校高级讲师Robert Carter对铜石并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海湾地区的水路运输与贸易进行了分析。铜石并用时期(公元前6000~5000年)的海上贸易在欧贝德(Ubaid Period)与之后的乌鲁克时期扩张,并导致了包括陶器和建筑在内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社会的变革。这种变化开始于伊拉克南部,在西亚的很大地区内展开,水陆交通的便利加速了这种变化。不同的需求和贸易交换物的差异,必然造成某些物品的定向流动。美索不达米亚的陶器被运输到波斯湾用以交换珍珠与贝壳,甚至有可能包括椰枣等农牧产品。伊拉克北部的沥青也通过河运传播到波斯湾地区。贸易为不同地区提供了各种原材料和外来产品,由此展现出财富和权力。公元前四千纪的乌鲁克时期,城市扩张带来了北部地区的发展与联系的增多,而与波斯湾间的联系相应有所减弱。公元前三千纪,金属贸易大规模开展,王室和宗教领袖对海上贸易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产自阿曼的铜可以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和乌鲁克。在这一时期,波斯湾的东南部可能是乌鲁克时期对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的前哨,海运连接了印度次大陆和阿拉伯海,方形砝码、肉红石燧、象牙梳等从印度交易到了阿拉伯世界。长途海运为乌尔王朝和远方世界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这些贸易推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化和文明化。

  

  (本版所用图文由Michael Rowlands教授、傅稻镰教授、David Wengrow教授、Renée Friedman女士、Guillermo Algaze教授和Robert Carter博士提供,并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翻译整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辑:文物考古 本文来源:以过去为窗张望现在,交换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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