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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论周秦两种伦理类型的特征

时间:2019-08-31 23:59来源: 中国史
内容提要:周秦伦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伦理:周人主要是信念伦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天命信仰、德性精神、礼乐象征体系;秦人主要是责任伦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公利”原则、理性精

内容提要:周秦伦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伦理:周人主要是信念伦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天命信仰、德性精神、礼乐象征体系;秦人主要是责任伦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公利”原则、理性精神、法术势管理体系。从周到秦的诸子百家也区分为两大对立的伦理谱系。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明清)的社会伦理生活,一直受着这种对立统一的伦理体系的支配。借鉴周人的信念伦理、秦人的责任伦理,重建现代道德价值体系,这是哲学伦理学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关键词:周秦文化信念伦理责任伦理现代道德二十世纪上叶,德国的马克斯·韦伯指出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受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准则支配,一是信念伦理,二是责任伦理。周秦伦理就是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伦理:周人主要是信念伦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天命信仰、德性精神、礼乐象征体系;秦人主要是责任伦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公利”原则、理性精神、法术势管理体系。从周到秦的诸子百家哲学伦理学也区分为两大对立的伦理谱系:其一,儒家作为周文化的继承者、墨家作为其改革者、道家作为其批判者而归属于信念伦理谱系;其二,法家作为秦文化的奠基者、刑名家作为其同盟者、黄老之学作为其发展者而归属于责任伦理谱系。汉代董仲舒综合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形成了“阳儒阴法”、“德主刑辅”的综合伦理体系。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明清)的社会伦理生活,一直受到这种对立统一的伦理体系的支配。周人的信念伦理根据韦伯的观点,按照信念伦理的准则行动,并不是说就可以不负责任,只是说这种伦理类型的行动者是把某种宗教信念,或道德准则作为最高价值权威。因此,只要这种信念或准则是崇高的正义的,行动者便认为只能如此去行动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7页。周人的伦理类型主要是信念伦理。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周代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453页。,周人确立了一套全新的伦理观念。这套全新的伦理观念是什么?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西周史》中指出,周文化“在形成期就具有超越部族的天命观念以及随着道德性天命而衍生的理性主义”,这使得周文化具有伦理上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23页。;他还指出周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天命观念,“第一次给予生活在世上的意义,也使人的生活有了一定的道德标准”许倬云:《历史分光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63页。周人信念伦理中所信仰的内容,就是具有变易性的天命观念,以及与之相配的德性准则。北京大学陈来在《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中分析了周人的巫觋、卜筮、祭祀,以及天命、德行、礼乐等周人信念伦理的内容,并给出了周人信念伦理的德目表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306-308页。还在《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中,研究了西周礼乐文化的展开过程,认为从西周到春秋的理性主义不同于希腊米利都学派注重科学知识、技术文明,而是注重政治理性、人文德性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页。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指出西周以来宗法社会中亲属关系的准则和原理支配着整个社会,这使得这种社会成为一种既重差等秩序,又重义务、重情意的“伦理本位的社会”杨向奎:《宗周社会和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1页。关于周人信念伦理的创始人和继承者,杨向奎在《宗周社会和礼乐文明》中指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文选》(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第100页。所以,宗周的礼乐文明体系离不开文王周公的开明设施,春秋时代继续发展,管仲、老子、孔子及墨子四大家出,遂使中国的传统文明,由浩瀚的洪波,汇成几支巨流。中国人民大学许启贤在《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中指出周公是中国第一位伦理思想家,《尚书》的《周书》19篇中有11篇周公的诰辞是前无古人的,它为周公的伦理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周公开创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先河”,“周公是儒家真正的祖先”许启贤:《周公是第一位伦理思想家》,《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308、314页。周代信念伦理具有以下特点:页码1 2 3 <

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Ethic Thought on Political Character

“凤鸣岐山,武王伐纣。以弱胜强,一战而胜。居安思危的周公们,凭着天才的政治智慧,以四大制度安天下。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秩序,以乐致和谐。他们并不知道,此后三千多年,全球华人的精神和气质就此奠定。”

作者简介:吴灿新,男,广东恩平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伦理学。广州 510053

《奠基者》的核心很简单,稍微上过两节历史课的人都能很容易的理解。但是这不应该是轻视它的原因。作者就像往时的说书人,娓娓道来。通过厚积薄发式的论述解析,把传统文化做现代表达,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表达得通俗易懂,而又意味深长。因此在这里,我更愿意将此书视为一种和一位七十岁老人共同探讨西周制度智慧的载体。

原发信息:《广东行政学院学报》第20176期

周公们是智慧的,所以才有了四大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如何而来,这是本书主要论述的点。作者的智慧 周人的智慧,达成了一种1 1>2的效果。(易中天老师是在捋西周制度建立的逻辑,我是在捋易老的逻辑...)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政治德性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渊源主要有西方优秀政治德性伦理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政治德性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德性伦理思想。以此为基础,从新的实践要求出发,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治德性伦理思想,即政治德性伦理价值思想、政治德性伦理要求思想和政治德性伦理修养思想。这些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的根本指向,是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撑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德性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忧患意识
当时的天下,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
经过”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周的胜利突如其来,这让周人有点措手不及。人心不服,谁都可以对他们进行打击,夺取胜利的果实。所以,他们忧患,以至于“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不能尽兴。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周人迫切地需要名义上的支持,即名正言顺。
因此他们亟需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问题: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政治德性伦理思想/政治德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云顶娱乐,二、君权天授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是获得皇天的授权的。而周呢?为了合法性,周也是死了很多脑细胞。他们也“受天命”,但是此天非彼天,商是“神之子”,神是玄鸟,是商的祖先帝喾;周是“天之子”,天是自然界,是万民之神。周天子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就这样偷天换日,周的合法性确立了。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自己的政权是天授,那么,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有。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伟大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破解各种政治难题的政治思想,其中包括政治伦理思想,本文则重点探讨其政治伦理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政治德性伦理思想。

三、以人为本
周人的天是自然界,是全人类的,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从忧患意识到要得民心,从君权神授到君权天授,这体现的是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人其人,为仁”,就是把人当人。
天与民,合而为一,即天人合一。周的政权是天命与民命授。好了,这就解释了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是周呢?

一、习近平总书记政治德性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渊源

四、以德治国
德,是上天授权的标准。君权天授,以德配天。纣王失德,“德”是得失的“得”;周王有德,德为“心得”,所以周革殷商。既然德在心里,那么如何用来治国?这样就需要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德,看得见,做得了,行得通。
看得见的是道德榜样,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圣人崇拜。禹汤文武孔子,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力量。那么看得见的力量如何来治理国家呢?

政治伦理学作为一门“研究政治道德的科学,它以政治道德为研究客体,它的使命是以理论的形式再现政治道德”[1]1。而侧重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政治道德,则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伦理学。例如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去研究,则为政治制度伦理学;从政治行为的角度去研究,则为政治规范伦理学:而从政治德性的角度去研究,则为政治德性伦理学。政治德性伦理学将政治德性作为研究的对象,其目的是探讨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美德。因此,所谓政治德性伦理思想,就是人们从政治德性的角度对政治美德进行的伦理思考。

五、礼乐制度
以德治国不仅要看得见还要行得通。这个手段就是“礼乐制度”。商的礼乐是仪式,周的是制度。周礼的本质是秩序,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
礼,“以等级定秩序”,尊卑有序。人与人之间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样就不平等,有冲突。周用“乐”来调和这种冲突。乐音虽不同,组合后却成了美妙的乐曲。可见不平等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组织。组织的原则是和谐,礼辨异,乐统同;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制礼作乐,礼乐结合,政权才能稳固。中华的翅膀是忧患意识和乐观态度。礼就是理,将伦理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和谐,造就乐观。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政治生活以来,就有了对政治美德的思考。在西方古希腊罗马时代,“道德思考和伦理学说则着眼于寻求个人应有的德性,揭示个人所应有具备的品质特征和所应追求的生活目的”[2]4。早在荷马史诗中,就高度赞颂了“正义、智慧、勇敢、节制、忠诚”等高尚品格。而古希腊哲学伦理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美德问题思考的佼佼者。亚里士多德以其敏锐的眼光,讨论了诸如勇气、自制、慷慨、真诚这样的德性。他在《政治学》中,提出了人的幸福程度与人的价值等级决定于人之德性的等级,“一个人要是没有丝毫勇气、丝毫节制、丝毫正义、丝毫明哲,世人绝不称他为有福的人”[2]190-191。经中世纪宗教神学,西方将世俗德性转变为神圣德性(如信、望、爱、顺从等);在近代规范伦理学和现代制度伦理学的蓬勃发展之后,现当代德性伦理学又重新崛起。

六、四大制度
周制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
井田是经济制度,顾民生;封建是政治制度,从民意;宗法是社会制度,敦民俗;礼乐是文化制度,安民心。封建由于先天不足和内在矛盾,因此在春秋被破坏,在战国被颠覆,在秦汉被替代,只留下难忘的记忆和永远的惆怅。

中国对政治德性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记载:“日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3]113经禹和夏商至周朝,周公旦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考,提出了以“敬德保民”为核心的政治德性伦理思想。周公认识到,政治的根基是政权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根本就是“天命”。天命则在于民心,“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192。统治者必须秉承天意,敬天保民。“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3]194天命能否眷顾,从根本上来说,就看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是否有“德”。继周公之后,孔子和孟子将周公政治德性伦理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德性主义思想传统。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也是这种文明不朽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被周人刷新。

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优秀伦理文化,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政治德性伦理思想的重要渊源。他指出:“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4]然而,他不仅从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优秀伦理文化中吸取思想精华,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德性伦理思想的丰富营养。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从探索和创立革命理论开始,就注意到政治美德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意义。早在青少年时代的马克思于其《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就这样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5]1。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观。他们认为,道德的根源是社会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它具有团结、战斗性和大公无私的品质,它是共产党的先进性基础。无产阶级革命家应当具备高尚的品德,他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无私的献身精神,目标始终如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马克思在评价英勇献身的工运领导人罗伯特·肖时这样赞扬道:“他心地纯洁,性格刚毅,具有火热的感情和真正的革命精神;他憎恶狭隘、虚荣和贪图私利。”[6]251

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家应当具有相信群众,与群众融为一体而去战斗的品质,应当具备充满革命信心,坚忍不拔、顽强战斗的精神,应当具有政治上的诚实态度,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敢说真话的无私无畏的品格,应当具备正确对待错误,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的品质。[6]342-346革命成功后,列宁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成为践行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他应当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善于管理的模范,对党忠诚的模范,自我修养的模范,努力学习的模范。[6]402-406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核心,每个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就极端重要。而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除了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工作作风,还应有共产主义者的崇高品质。他应该对革命事业忠诚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应该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应该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讲真话,做老实人;应该具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6]517-521

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提出要培育四有新人,并强调:“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7]367。并说:“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7]190江泽民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重视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建设,他在《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中指出:“党员、干部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力量对全社会有着重要示范作用。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要把人做好。人做不好,有再大的本事也没有用”[8]330。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准则,明确指出要把作风建设摆到非常重要的位置,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强调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良好风气;[9]并进一步将共产党人的官德高度概括为六个字:“为民、务实、清廉”。

编辑: 中国史 本文来源:易中天中华史,论周秦两种伦理类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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