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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宋代相权之强化

时间:2019-09-01 23:58来源: 中国史
宋代的皇权和相权,究竟谁强谁弱?这个命题未必确切,解答者却大有人在。至于答案,不外两种: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削弱。[1]两种答案各有其可取之处,但对其基

宋代的皇权和相权,究竟谁强谁弱?这个命题未必确切,解答者却大有人在。至于答案,不外两种: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削弱。[1]两种答案各有其可取之处,但对其基本论点,本人均不敢苟同。照我看来,与前代相比,宋代的皇权和相权都有所加强。这并非故作新奇之论,早在南宋时便有此一说。如林駉认为宋代的情况是:“君上有大权,朝廷有公论”;[2]黄履翁肯定宋代“宰相之任重”,同时又断言“人主之权重”。[3]皇权和相权,此强彼亦强,岂不自相矛盾?其史实依据又何在?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一、皇权相权相互依存宋代皇权强相权弱、相权强皇权弱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可是其出发点却惊人的一致,都立足于皇权与相权绝对对立,只能此强彼弱。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一句俗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把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称为“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4]人们不禁要问:皇权与相权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就不能此弱彼亦弱或此强彼亦强吗?从道理上说,皇权与相权只能此强彼弱,便很难讲通。毋庸置疑,“宰相之任,所职甚重。”[5]他们的职责是“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宰相虽然“执大政”,但无非是“佐天子”。皇帝离不开宰相,原因在于“万几之烦,不可遍览”,只能“设官分职,委任责成。”[6]皇帝和宰相尽管有主从之分,但毕竟相互依存,以致君相一体之说在封建时代颇为流行,封建士大夫总是把君相关系比喻为元首与股肱。西汶艺术网[ 2 3 4 5 6 <

摘要:对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研究是史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自1942年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已经有六十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分别以1985年王瑞来之《论宋代相权》和1994年张邦炜之《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发表为分水岭,分为三个阶段。前一阶段主张相权削弱,中期相反,主张相权加强,后一阶段主张皇权和相权都得到加强。关键词:皇权;相权;加强;削弱在对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中,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宋代,政治制度异常复杂,这也就使其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显得很微妙,对于孰强孰弱,长时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下面就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历程作一简单的回顾。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对皇权和相权关系的研究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学者们普遍认为宋代相权大大削弱、皇权得到加强。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这是激烈争论的时期。一方面,传统的相权削弱皇权加强的学说受到严峻挑战,以王瑞来为代表,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从多个角度来集中探讨相权和皇权问题。第三阶段就是90年代以来,突出特点是突破了皇权与相权此强彼弱、简单对立的旧框架,将二者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来考察,认为皇权与相权都有所加强。当然,其中也有反复。下面就对这三个阶段略加介绍。一真正开始探讨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是钱穆先生于1942年发表的《论宋代相权》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率先提出相权削弱说,认为宋代相权因被分割而大大削弱,皇权却相应地得以极大的强化。宋朝设枢密使掌军政,“宰相不获预闻兵事,是宰相之权已去其半”;设三司使掌财政,“宰相之权,兵财之外,官人进贤,最其大者,而宋之相权,于此亦绌”;并让台谏专门弹劾外朝官员,“宋则台谏渐混而为一,乃专以绳外朝,非以谏内廷”。[1]此后,又有不少人撰文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如季子涯于1954年发表的《赵匡胤和赵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2]、邓广铭于1957年发表的《论赵匡胤》[3]、张家驹于1958年发表的《赵匡胤论》[4]以及关履权于1983年发表的《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5]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宋代相权之强化。。这些文章都继承了钱穆的观点,认为宋代设枢密院以分宰相军权,设三司使以分宰相财政权,设参知政事以牵制宰相,同时让台谏共同纠弹百官,这样就使皇权加强,相权削弱。解放以后出版的各种通史和断代史也都接受了钱穆的观点。例如《中国史稿》第五册认为宰相和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一般不止一人,他们和枢密使、三司使都得听命于皇帝。[6]还如《简明宋史》在叙述完宋初的中央官制后,总结道:“……相权不断遭到削弱,不仅军事、财政大权已被分出,连中级官员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审,都有专门机构进行;而且还不断受到御史的‘风闻’弹劾,并不一定需要有根据。然而职责为规谏皇帝的谏官,仁宗初年成为制度后,常以弹劾大臣为主要职责。所有这些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7][P27]同时,港台地区也有研究此问题者,回应大陆的主流观点。刘子健先生于1973年发表的《包容政治的特点》一文针对南宋权相这一难解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尽管这时权相权力确实很大,但是不管皇帝怎样无能,宰相最后还是受皇帝的管辖。并指出,“宰相没有自己固有的地盘或权力基础”,以及“权相也不能完全垄断皇帝的耳目”,这就决定了权相并不是真的相权大,而是“表现君权更大的另一种方式”。[8]这就维护了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的观点。二1985年,王瑞来发表了《论宋代相权》一文,全面反驳了相权削弱、皇权加强说,在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得对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强调,应该将制度的设立和制度的实施区别开来。从宋代制度表面来看,宰相的权力因受分割而确实大大削弱了,但是事实上这些制度不过徒具形式而已。作者分别分析了以前被认为分割牵制相权的参知政事、枢密院、三司、台谏。他认为分割相权并非设参知政事的初衷,“参知政事与宰相的权力、地位相差悬殊,参知政事往往要看宰相的眼色行事”;枢密院只管军事方面的“日常事务”,“‘事干国体’的大事,仍须宰相决定”;在财政上,宰相先是过问三司事务,旋即全部财权归于宰臣;控制台谏,使皇帝设立台谏的愿望难以实现。此外,宰相还控制人事权,使官员的命运“操纵在宰相的手中”。最后作者总结道,皇权受到极大的限制,皇帝“不过是任人摆布的一个尊贵的偶像而已”。[9]1989年,王瑞来又发表了《论宋代皇权》,在本文中,作者又进一步探讨了与相权相对的皇权问题,认为宋代皇权被大大削弱、仅表现在皇权在人们的观念中在地位有所下降,而且官员任免、政务处理以及皇族内部事务的管理,都受到宰臣的制约。在宋代士大夫看来,“国家得益,社稷安危,天下兴亡”是高于皇帝的,而且宋代士大夫不再以“愚忠”为美德,而以“国家利益”为大忠。这就决定了皇权的观念必然会淡化。另一方面,君主对自己的地位有清醒认识,不敢滥用皇权。[10]1986年和1987年,张其凡针对宋初相权削弱说连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一文中,作者认为,参知政事不掌中书事权,并未削弱宰相权力;除太宗时有一段时期外,枢密一直难以和中书分庭抗礼,中书事权远重于枢密。[11]在《三司·台谏·中书事权》一文中,作者认为宋初中书始终干预三司之事,三司只掌管具体事务;台谏权势尚轻,不足以削弱中书事权。总之,宋初宰相地位也较尊重,太祖朝中书事权特重,事无不总;太宗时事权大减,然其主要部分未动;真宗时中书事权复振,虽不及太祖朝,亦能总文武大政。[12]云顶娱乐,1991年,傅礼白在《北宋三司使的性质与相权问题》一文中,认为三司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宰相可以对三司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干预和指导,三司成了宰相的下属。因而,宰相无疑拥有财权。[13]页码1 2 <

宋代宰相有多大权力,与前后朝代相比究竟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这一直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史学界以往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宋代的相权缩小了,宋代把军权分给枢密院,财权分给三司,设审官院分宰相的用人之权,同时,宰相还要接受台谏的严密监督,在中书门下又分设参知政事,以牵制宰相,所以,宋代宰相的权力已经萎缩到令人难堪的地步。钱穆的《论宋代相权》就持这种“宋代宰相权弱”的观点,以后史学界所论大致沿袭这个观点,几成定论。近十几年以来,部分学者在认真排比了宋代第一手史料后,得出完全相反的意见。如王瑞来先生在《宋宰辅编年录研究》中总结说:“在不断与皇权抗争中,宋代的相权总的看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要。有宋三百年的政治舞台,基本上是由这群掌握实权的宰辅导演的,而皇帝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尊贵的偶像而已。”张其凡先生考察宋初中书事权之后,得出相权强化的结论,《宋初中书事权初探》说:“中书的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上述两种意见,都是从皇权与相权对立的角度观察史实。张邦炜先生则改从两者统一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宋代皇帝的最高统治权和宰相的最高行政权是相辅相成的,“宋代的皇权和相权都有所加强。”这种意见很具启发性。真宗曾对宰相等说:“上下和睦,同济王事,忠孝之诚,始终如一。”宰相张齐贤等回答:“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一体,岂有不同其心而能济国家政事者哉。”宋代帝王与宰相在许多时期内确实基本上做到了“上下一体”,所以,两者的地位和权力都得以加强。宋代“积贫”、“积弱”,在强敌的环拱之下却依然能存在三百多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君臣的同心同德。翻检两宋史料,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两宋基本上没有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乱政之事发生,只有权相架空皇帝,独揽中央大政。这个简单的事实以最简洁的方式证实了宋代相权之强化。讨论宋代相权的强化或衰弱,还必须澄清一个问题:即以哪个朝代作为参照系,作为比较对象。西汉前期,实行丞相开府的个人领导制,丞相可以开府自辟僚属独立行使各项权力,包括选用朝廷和地方官吏,统辖百官,主管郡国上计考课,自行诛罚予夺,总领百官朝议奏事,封驳谏议等,可以自行惩办千石左右的太中大夫等中级官员,对内史之类的二千石大臣,也可以先斩后请。与这一阶段的宰相相比,宋代的相权当然是衰弱了。从突出个人领导作用的三公制到隋唐的三省制,逐渐建立起宰相的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制中的每位宰相,权势都不如个人开府负责时期的宰相。讨论宋代相权的强化,是在宰相集体领导制的范围内,主要与隋唐时期三省制度下的宰相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全面排比两宋史料,就能发现宋代在不同的时期或皇权和相权都得到强化;或相权过度膨胀,确实削弱了皇权,不可一概而论,但以前一种情况占主导地位。形成这样一种现象,首先必须推究其变化的历史起因。第一节与士大夫治天下宋代相权强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帝王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抉择。柳詒徵先生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室、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中国文化史》第516页)宋代中央集权大大加强,这一点古今史学界都没有异议。宋代中央集权,包括皇权和相权两个组成部分,这是在一个整体中互相依赖的一对矛盾。当双方的统一性占主导地位时,任何一方的强化都是对另一方的支持;当双方的矛盾性被凸现出来时,任何一方的强化都是以削弱另一方为代价的。两者关系的一般模式是“委任责成”,即皇帝委治国重任于宰相,责其成功。其中,皇帝握有最终决策权和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议政和行政权。在常态模式之下,相权的充分发挥,便是皇权的最好体现。封建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皇帝便处于金字塔的塔尖,由他支配权力并操纵权力的运转。但是,作为个体,皇帝的能力、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依赖某一群体或某几个群体,委托他们共同治理国事,共同组成权力中心。贞观四年,唐太宗对萧瑀评价隋文帝时说: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贞观政要》卷1《政体》)唐太宗将此作为一条历史经验教训来汲取。宋代真宗也认识到:“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历史上,皇帝或信任亲近内臣,或依靠同姓宗亲,或仗恃外姓国戚,或听命身边后妃,中央权力机构中分别出现宦官、宗室、外戚、后妃擅权的局面。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历朝皇帝所遵循。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宋徽宗诏曰:“人君所与共治者,惟辅弼大臣。”(《宋会要·职官》1之32)吕诲则说:皇帝“所与朝夕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7)文彦博也曾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御史彭汝礪对神宗说:“陛下所与共天下事者,惟一二执政之臣。”左司谏王岩叟对哲宗说:“臣窃以陛下所与共天下之治者,惟二三执政大臣而已。得其人,则陛下不劳而天下蒙福;非其人,则天下受弊而陛下独劳”。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将其归纳为“威福在于人主,而治乱要在辅臣。”在这一点上,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已经达成共识。页码1 2 3 4 5 6 7 8 9 1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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