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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竟因为那么些缘故自寻短见

时间:2019-11-02 12:46来源: 中国史
建安十七年,被曹操誉为有“巍巍之勋”的荀彧离世。关于他的死,袁宏《后汉纪》卷三十、陈寿《三国志》本传称其“以忧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则记为“太祖馈彧食,发之乃

建安十七年,被曹操誉为有“巍巍之勋”的荀彧离世。关于他的死,袁宏《后汉纪》卷三十、陈寿《三国志》本传称其“以忧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则记为“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范晔《后汉书·荀彧传》所载与《魏氏春秋》略同。尽管诸史对荀彧之死的记载不一,然而不论是认为他死于“忧”抑彧是认为他死于“药”,均是将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的必然后果。荀彧自初平二年背弃袁绍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间为曹操统一天下不遗余力,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与曹操结为儿女亲家,可以说是曹操的核心成员,且深知曹操之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将走上人生顶峰、踌躇满志之时坚决反对,从而自陷于死地呢?

袁晔《献帝春秋》记载了荀彧死讯在吴、蜀的流传,从中可见时人对荀彧之死的看法。兹引于下:

“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权以露布于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袁晔为孙吴名士袁迪之孙。据《三国志·陆瑁传》,袁迪与孙吴丞相陆逊之弟陆瑁相游处。故可推知,袁晔所载荀彧死讯流传吴、蜀之事必有所本,应非杜撰。《献帝春秋》一书亦见于《隋书·经籍志二》,与信史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等同列。从上引可知,寿春逃亡者误传了荀彧死因,可见其并非曹方高层。但非高层者关注荀彧、并将荀彧之死当作忠于汉室,可见荀彧在曹操统治区具有一种忠于汉室的形象。误传的消息无疑为孙权方所接受,才会继而“露布于蜀”。刘备之语亦表明他认可荀彧对汉室的忠心。寿春逃亡者、孙权、刘备分别代表了割据的三方。荀彧虽为曹操谋主,其忠心汉室的形象却得到三方的一致认同,并被认为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

我们还可从荀彧死后汉献帝的表现来佐证这种看法。据《后汉书·荀彧传》载:“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谠乐,谥曰敬侯”。祖日为祭祖神之日,应有识乐,然而汉献帝因荀彧之死而在最具神圣性的祭祀仪式上“废谯乐”,足见其对荀彧“哀惜”之情。而且无论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均在荀彧死后表述 “明年,操遂为魏公云”,意在凸现荀彧给曹操晋爵魏公所带来的阻力。只有荀彧死去,曹操才能如愿晋爵魏公。

后世关于荀彧之死的论议,也大多承认荀彧忠心于汉室。然而,令论者难解的是,荀彧既忠心于汉,又何必辅佐曹操,这岂非自相矛盾吗?这引发了历代论者长时间的讨论。

《三国志·荀彧传》裴注中记载了所谓“世论”:“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世之论者”对荀彧之死持以“讥”的态度,认为荀彧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魏倾汉,其晚年改节忠汉,盖出于愧疚之心。

裴松之为晋宋之际人,距荀彧之死已近二百年,所谓“世之论者”当指这一时期的议论者。魏晋南朝士族一脉相承,祖宗人物之论与家族地位甚为相关,尤其是在门第升降之时更是如此。颇疑此“世论”与晋宋之际的特殊政局有关。当时门阀政治的条件消失,旧有的家族格局处于变动之中,荀彧后裔荀伯子,多次上表追讼魏晋封爵排位旧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谤毁,彧延及祖祢”,还“常自衿荫籍之美”,对琅邪王弘说:“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宣明”即时为执政的陈郡谢晦。对于荀伯子的做法,“世人以此非之”。对荀彧之“讥”,彧许便是时人对荀伯子“深相谤毁、彧延及祖祢”的报复。

至唐代,杜牧《题荀文若传后》云:“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杜牧对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邀名”是荀彧立晚节的动机。司马光反驳此说不合人情:“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云顶娱乐,!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天良未泯”的角度来解释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锡、晋爵魏公的行为。他说:“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侧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彧之失,在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孙明君认为荀彧死于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从现实出发,认识到汉不可为,于是拥护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与旧王朝藕断丝连,所以荀彧死于困惑与矛盾。此论从个人心态出发,对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较古人责以君臣之义,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观点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延续。

以上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对乱世时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无论是对“苍生”还是对“汉室”,均为一种相对有利的选择。与第一类看法相比,第二类看法带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显深刻。其实,无论是前一类看法,还是后一类看法,讨论的视线均聚焦于荀彧个人的心境、志向、谋略上,如此讨论,只会将荀彧之死的意义局限在他个体生命的意义上。荀彧之死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在当时、乃至后世所引发如此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就说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是时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征。因而,对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须放在汉末士大夫之整体动向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隐喻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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