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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风趣,周启明所强调的小品我们

时间:2019-11-03 18:54来源: 中国史
小品文盛于晚明,晚明文学家王思任上承徐渭,下启张岱,对后人的小品文创作影响深远。张岱对其推崇备至,言其“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摩,尽情刻画”;现代小品文大

小品文盛于晚明,晚明文学家王思任上承徐渭,下启张岱,对后人的小品文创作影响深远。张岱对其推崇备至,言其“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摩,尽情刻画”;现代小品文大家周作人也对王思任的谐谑手法深为叹服:“以诙谐手法写文章,到谑庵的境界,的确是大成就,值得我辈的赞叹。”《王思任小品全集详注》收集现今所见王思任小品文,依据作品类别,分为致辞、尺牍、游记等十一类。本文为该书的注评作者李鸣为该书所撰的前言。 王思任,字季重,号遂东,晚号谑庵,浙江山阴,卒于清顺治三年,享年七十二岁。 王思任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即颖悟过人,颇有文名。二十岁中举,二十一岁即进士及第,可谓少年英发,春风得意。但其仕途却很不顺利。中进士后,他告假归娶完婚,假满后被任命为陕西兴平县令,调任富平。这时其母唐氏去世,丁忧归。服丧期满,补安徽当涂县令,政声卓着,但为人所忌,一任六年。万历三十一年,主试南闱,所录取者都是知名文士。迁南京刑部主事,降为山西按察知事,复补青浦县令。在任与漕使相忤,遂拂袖而归,纵游名山大川。补山东照磨,不赴,改任松江教授,升国子助教。以南京工部主事主管芜湖一带专卖之事。转为江州备兵使者,为人所攻讦,罢职。遂隐居林下,以游历着作自娱。1645年,清兵攻破杭州,鲁王监国绍兴,起用王思任为翰林院提督四彝馆太常寺少卿,升为礼部侍郎。次年六月,绍兴陷落,王思任遁入城南凤林山中,绝食而死。 王思任居官正直,颇有作为。初任兴平县令,即以善于处理疑案和冤狱而有名。任当涂县令时,适逢太监邢隆至当涂一带开矿。开矿是万历年间的一项苛政,所至之处,民不聊生。 王思任以谐谑之语稳住邢隆,巧妙地以明朝龙脉所在为由,将邢隆吓走,保住了当涂一带不受骚扰。在青浦县令任上,王思任曾认真清理田数,平均赋役,极力为百姓争取利益,以致与漕使相忤而落职。在任江州备兵使者时,大力整顿防务,不仅保住江州不受兵祸,还发兵解除了邻邑黄梅县之危。解职时,“江州为之罢市,哭声裂匡山之谷”。话虽不免夸张,但可以看出百姓对他的政绩是感戴的。 在明代社稷沦陷、山河破碎之际,王思任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所作《让马瑶草》一书,痛斥权奸马士英,正气凛然。绍兴城一度降清时,有人曾劝其出降,他“闭其门,大书曰‘不降’”。鲁王监国后,王思任上疏,“首陈四正:亟正事,持正气,用正人,听正言。继陈五乱:一、官乱,二、兵乱,三、饷乱,四、士乱,五、民乱。皆救时急务”。只是这时“天下事已不可为”了。顺治三年六月,绍兴陷落,王思任避入凤林山中,因慕伯夷、叔齐高节,自号采薇子,构孤竹庵以居,自誓不薙发、不入城、不见清官吏。在清当局的一再逼降下,遂于九月绝食而死。当时名流降清者极多,像钱谦益、吴伟业等还是文坛的领袖人物。王思任守节不屈,体现了其高尚的人格品质。 王思任为人谐谑滑稽,放达不羁。张岱《王谑庵先生传》中引王思任的门人陆德先的话说:“先生之莅官行政、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用事者。”王思任亦自谓“舌如风,笑一肚”。他与人谑笑,肆口而出,毫无顾忌,在达官贵人面前也是如此。这样的个性,一方面赢得友朋的敬重和喜爱,一方面也招致了不少猜忌怨恨。张岱说他“少年狂放,以谑浪忤人”,并在其传中说:“人方眈眈虎视,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晚乃改号谑庵,刻《悔谑》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谑毒益甚。” 晚明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要求个性的自由和解放是当时的时代思潮。在这种思潮中,许多文人景慕魏晋名士的自由放达,以颓放自诩,王思任的为人行事中即颇有一些晋人的流风余韵,其谐谑放达的个性既是本性使然,也与时代风气不无关系。 王思任屡仕屡黜,“五十年内,强半林居”,游历读书之余,致力于诗文创作,成就斐然。其小品文在晚明名家辈出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成就尤为突出。 王思任的游记代表着他小品文创作的最高水平。张岱记载王思任“自庚戌游天台、雁荡,另出手眼,乃作《游唤》,见者谓其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文誉鹊起”。在作《游唤》之前和之后,王思任足迹不断,平生历游各地名山大川,所至之处大都撰有游记,在描摹景物、抒写性情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描摹刻画工致细丽是王思任游记的一大特色。如《小洋》中对晚霞中色彩变幻的描写: 落日含半规,如胭脂初从火出。溪西一带山,俱似鹦绿鸭背青,上有猩红云五千尺,逗出缥天,映水如绣铺赤玛瑙。日益曶,沙滩色如柔蓝懈白,对岸沙则芦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识。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鹅毛霞,俱金黄锦荔,堆出两朵云,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岚数层斗起,如鱼肚白,穿入出炉银红中,金光煜煜不定。 这样工腻细密的描绘,读来景色宛在目前,仿佛身临其境。设想奇特,出人意表是王思任游记的另一突出特点。如《雁荡记》中对雁荡山这样比喻:“雁荡山是造化小儿时所作者,事事俱糖担中物,不然则盘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尽之花园耳。”设喻奇绝。在《华盖》中写连绵不断时强时弱的海雨:“海雨在四五月间,如妇人之怒,易构而难解;又如少年无行子,盟在耳门,须臾翻覆。”这样尖新妥贴、生动传神的比喻在其游记中所在多有,充分显现了作者不同凡俗的艺术功力。 王思任的游记在当时就为人所极口称赏。陈继儒云:“王季重笔悍而神清,胆怒而眼俊。”陆云龙云:“其灵山川者,又非山川开其心灵,先生直以片字镂其神,辟其奥,抉其幽,凿其险,秀色瑰奇,据其巅矣。”都对王思任的游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游记之外,王思任的尺牍、杂记和杂序等也有比较突出的艺术成就。他的尺牍潇洒倜傥,笔墨寥寥而神情毕见,如《简夏怀碧》: 丽人果解事,此君针透,量酬之金帛可也。若即欲为之作缘,恐职方亦自岳岳。买鱼喂猫则可,买鲥鱼喂猫,无此理矣。 此外如《柬余慕兰》《答李伯襄》等,均是妙语如珠的佳作;《上黄老师》《简赵哲臣》等写景清丽,风神飘逸,深得魏晋人短札的三昧。杂记和杂序中虽然颇有应酬之作,但大都清峭新奇,俊语随处可见,体现出作者不俗的笔力。如《东坡养生集序》《名园咏序》《醮竹轩记》《二还亭记》《媚樵亭记》等,都韵味隽永,抒情深至。曾世爵说:“其记则幽邃渊深,郦道元不足拟也。序文杂记,则登韩柳之室。”洵非虚誉。 通观王思任的作品,谐谑狂放是其总体的特色,也是其独具的风格。如《天姥》:“饭斑竹岭,酒家胡当垆艳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再如《游慧锡两山记》:“有妇折阅,意闲态远,予乐过之。……至其酒,出净磁,许先尝论值。予丐洌者清者,渠言燥点择奉,吃甜酒尚可做人乎?冤家,直得一死。”在谑浪疏狂中不乏真性情的流露。又如《徐伯鹰天目游诗纪序》:“伯鹰曰:‘然,吾第欲还我双眼,所愿一眼如天,一眼如海。’问曰:‘何须恁底睁大?’曰:‘不但看山水,亦看伊也。’”纯粹是为了谐谑而故作大言。这种谐谑的风格使文章显得轻松幽默,恣意通脱。 王思任的文章也有一些缺点,有时过于追求峭刻而流于险怪,奇字拗句过多以及僻典的大量堆砌,使文章反而失去了活泼之趣,这些在其杂序一类作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王思任散文的风格在晚明文坛是独树一帜的。他与三袁兄弟明白畅达的文风大异其趣,着力于奇僻拗折,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同时王思任的风格又与钟惺、谭元春等竟陵派作家不同。他读书甚博,驱使典故熟极而流,这又是被讥为“浅学”的竟陵派作家难以企及的。正是这种寓学养于奇僻拗折之中的文风,使其迥别于公安、竟陵两派,而具有鲜明的个性。 王思任的文集在其生前就已有好几个版本,万历年间曾刊行《王季重集八种》,后又陆续收入新作,至崇祯年间,已有九种、十三种、十五种、十六种本流传世间。王思任晚年曾拟将生平着作编一总集,定为六十卷,名曰《文饭》,取以文为饭之意,“雕几未半,而玉楼召去,刻遂不成”。其子王鼎起编选了《谑庵文饭小品》,仅五卷,于顺治十八年刊行。20世纪30年代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搜罗王思任所存作品,出版了《王季重十种》,收入文学珍本丛书中,是现今所见到的收录文章较多的版本。 本书裒集现今所见王思任小品文,并加以注释。所选文章大部分取自《王季重十种》及《谑庵文饭小品》,另外又从陆云龙《皇明十六家小品》、刘士《明文霱》等晚明小品文总集中辑出若干篇。关于小品,定义甚多。笔者尝求教于散文史家郭预衡先生,先生告以“短小有趣味者”,故本书即以此为选取标准。王思任有几篇长篇游记,字数过多,已不符合此标准,但艺术性甚佳,故作为附录收入,以便读者翻检。本书注释偏重于典故和名物,不作文义串讲。王思任作品艰涩难解之处颇多,加之本人才学未逮,书中可能存在着不少错误和阙失,在此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云顶娱乐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云顶娱乐,');" > 《王思任小品全集详注》,[明]王思任着,李鸣注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2月

王思任交游很广,文章中涉及大量人物和事迹,往往能补史事之缺。但他行文遵循当时惯例,对尊长朋友不称名,只称字号,而字号重复率极大,笔者往往花费许多时间翻检各类工具书,最后所得却只寥寥。如今《详注》一书不但一一注明人物,有时还引用他书,将人物背后的史事串联起来,带给笔者莫大的方便和阅读乐趣。

自为墓志铭 唐代文人好为别人作墓志铭,原是因为墓志铭的润笔甚丰,为了银子的缘故,所作多有褒词,时人称之为“谀墓”。明代文人则大不同。明代文人好为自己写墓志铭,生前就对自己作出评定,多自抑语,甚至出言自毁自贱。而且唐人的墓志铭虽说是一种文体,但终究是要勒石,要留存于墓道中,明代文人则仅仅把墓志铭当作文章做,做成一种传记小品,他们要的是意味,是可以自己欣赏把玩的情致,不见有谁真的要拿它刻在石碑上,留给后世考证出身。 若说行止怪异,那么历代文人比较起来,当然首先要算魏晋,但明代文人也自有他们的特别之处。魏晋文人在对待自己的个人价值上,一意往“大”处看,立身处世、饮食男女,在其个人性的背后都有一个“自然之大道”,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把圣贤放在眼里,就可以傲视天下,做出许多桀骜不驯的狂态来。明代文人恰恰相反,他们总是把自己往“小”处看,在他们心里,个人是极其渺小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无能为力的世界当中,人生贫乏,一切都不值称道,他们因为找不到有力的庇护之道,所以显得十分虚弱。于是,明代文人失去了直面世界的信心,失去了一种悲壮之气,他们开始疏离自己立身的世界,把个人的历史无奈心情,化为一种诙谐,一种嘲谑,一种游戏声音,一种末世幽默。 自为墓志铭,就是以“佯死”告退世界的一大幽默。它把明代文人那种历史无奈心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同时它也向世人彻底地敞开了生存颠倒的性质。徐文长《自为墓志铭》道: 铭曰:“杼全婴,疾完亮,可以无死,死伤谅;竞系固,允收邕,可以无生,生何凭?畏溺而投,早嗤渭;既髡而刺,迟怜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复烝民,愧彼既明。” 在徐文长用来总结一生的这读起来诘屈聱牙的数语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对生与死的勘破和解释,这里面更多地包含了对弃世的言说。正是这种言说所具有的自我解嘲作用,使他在个人的渺小和虚弱之外,获得了一种生存的轻松。所以,徐文长可以那样落寞一笑,潇潇然写下如下一行文字:“葬之所,为山阴木栅,其日月不知也,亦不书。” 与徐文长相比,对个人生存无能怀着更加沮丧的情绪的,还有晚七十多年的张宗子张岱。张岱处身在明代覆亡之际,他对人生已完全没有了信心。人在历史强力面前,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这种人与生存世界之间的巨大反差,张岱在他写于崇祯五年十二月的《湖心亭看雪》笔记中,比喻得十分清楚。那种借着自然的广大无垠而把人在其中戏称为“两三粒而已”的黯然,正是人生之渺小情态的流露。所以,看到张岱在他的《自为墓志铭》里,极尽用辞,把自己一生说得一无是处,你就知道他不能不以一种自我笑谑的方式,来化解和代替这无以克服的生存悲怆和遗憾。 不妨多抄一点他的文字: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于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樗蒱,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为贫贱人亦可;称之为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而已矣。 在一个众生颠倒的时代,人对于自己的价值除了“轻视”而外,你还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幽默之言吗?如果你曾经有过在这个世界上建功立业的理想,然而这个世界却以它的无情剥夺,最终使你一无所有,那么你将会以什么姿势,来表达这生命中最大也是最后的无聊与失意呢?张岱七十岁了,面对这一切,他已经超然于所有的困惑与痛苦之上,成为一个真正的玩世不恭者,一个不再操心是非得失、不再测度自身的老顽童。因此,在世人面前他毫无顾忌地言说,并用这无所顾忌的言说来承受那“生命之轻”。也许这就是张岱期望的“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的衷曲吧。 可是,读明代文人的《自为墓志铭》,你又不能不感到,在他们怪异的自嘲自谑中间隐含着一种度量人生的心灵尺度。诟笑也好,自谩也好,似乎一切都可以作游戏观,然而这背后却有着他们对生存的深思。那就是,当他们处在世界的渺小位置而孤弱无援时,他们将设法逃避何方?在那个贫乏到极点的时代,明代文人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他们是一群“必死者”,因此他们深知作为“必死者”只有一条“死”的路途,才是他们能走的真实路途,如果他们沿着这条路途走下去,那就能到达他们能够到达的场地。毫无疑问,沉思“死”,并且把“死”看作人的生活的神圣尺度,正是这些设法逃避的明代文人不顾一切逃避的最有力的命定。如此,这些“必死者”,不能不用《自为墓志铭》吟唱着他们在那个贫乏时代无尽的行旅。 现在,我们这些现代人在这条路上,还会碰到那些边唱边走、走向死亡深处的文人们吗? 谑庵的风格 晚明文人中,王思任大概是可以首称谐谑大师的。王思任自号谑庵,可见他比别人更要以善于谐谑自许。 山阴真是个古怪的地方,这里总是出一些落拓奇磊的人。别的且不谈,就拿文章一道来看,仿佛只要出自山阴文人笔下,就特别有一种傲世的骨气。这种骨气之下,他们很容易对世间人事不屑一顾,所以眼睛里常常带着冷笑,所谓“别有眼睛”,恐怕讲的就是他们了。因此,你看到的山阴文人,既与俗绝,同时也与世绝,从而在有明一代尤其在晚明时期,显示出他们鲜明的风格。 山阴文人最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前有徐文长,后有张宗子,王谑庵居其中,但王谑庵可以说是对徐文长的发扬,而又直接影响了张宗子。“盖先生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这是张岱对他的评价。有一回,川黔总督蔡敬夫因老同年王思任闲住在家,于是邀他入幕。王思任到之日,蔡敬夫在滕王阁宴请他。当时正是江上日落霞生的时候,王思任对蔡敬夫说,想不到王勃《滕王阁序》今天又一次应验了。问是什么原因,王思任笑着说道,落霞与孤鹜齐飞,今日正当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目齐飞,大概就是说年兄你呀。这番调侃说得蔡敬夫脸上极其尴尬难堪,但又不好发作。王思任知他心里恼恨,行李没有打开来就掉头回家了。 按理说,王思任与蔡敬夫是同科朋友,况且蔡敬夫又是好意请他来赞襄帷幄,王思任如此尖刻,似乎有点不近人情。然而,王思任这样放言无忌,不仅是因为他“眼俊舌尖”,实在也是他心气太高傲的缘故。他二十岁举于乡,第二年又中了进士,“房书出,一时纸贵洛阳。士林学究以至村塾顽童,无不口诵先生之文”。如此不世之才士,却要屈身做幕客,这怎么说都是一件不能叫他心里快活的事,所以要借题恶作剧一回,其实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不平之气。笑人者自笑,王思任自然比别人更加懂得他在滕王阁上的心理。他愿意用这种嘲谑方式求得人生的平衡,想必蔡敬夫不能理解因而也就不能原谅他的了。 的确,有人常责怪王思任嘲谑的处世态度。但这种责怪大抵出于所谓士风轻薄于世无益的迂腐见识,而看不到在世道不明的情形下,谐谑恰恰是一种有用于世的智略。我们知道,明代中叶以后,宦官专政,吏治松弛,社会腐败,民生凋敝,天下事已经十分难为。清直的人中,若想为老百姓做点事,一种便是像海瑞,不畏权势,犯颜直上;另一种则是运用他的聪明,机智行事。所谓谐谑就在这时发挥特殊的作用了,王思任即是。“先生之莅官行政,摘伏发奸,……无不以谑用事。”张岱《王谑庵先生传》中记述了王思任在安徽当涂县任上的一件事: 中书程守训奏请开矿,与大珰邢隆同出京,意欲开采,从当涂起难先生。守训逗留瓜州,而赚珰先至,且勒地方官行属吏礼,一邑骚动。先生曰:“无患。”驰至池黄,以绯袍投剌称眷生,珰怒诃,谓县官不素服。先生曰:“非也,俗礼吊则服素,公此来庆也,故不服素而服绯。”珰意稍解,复诘曰:“令刺称眷何也?”先生曰:“我固安阳状元婿也,与公有瓜葛。”珰大笑,亦起更绯,揖先生坐上座,设饮极欢,因言及横山。先生曰:“横山为高皇帝鼎湖龙首,樵苏且不敢,敢问开采乎?必须题请下部议方可。”珰曰:“如此利害。我竟入徽矣。”先生耳语曰:“公无轻言入徽也。徽人大无状,思甘心于公左右者甚众,我为公多备劲卒,以护公行。”珰大惊曰:“吾原不肯来,皆守训赚我。”先生曰:“徽人恨守训切骨,思磔其肉,而以骨饲狗,渠是以观望瓜州,而赚公先入虎穴也。”珰曰:“公言是,我即回京,以公言复命矣。”当涂、徽州得以安堵如故,皆先生一谑之力也。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思任的谐谑并非只是徒逞口舌,而是真正的有所为而为。“以谑用事”,作为王思任的个人行为风格,值得称道之处当在这里。而“一谑之力”竟可以却走权贵,保土安民,不受骚扰,说到底还因为当道者骄横却又十分的愚蠢无能,所以略出数语,就能调弄权阉于股掌之间,这又是何其有意味的事。然而,尽管谐谑可以用事,但在昧暗的时代它终究不能成事,它只是在举世昏愦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表现出了一种个人智力上的优秀而已。它的作用力比起那个时代强大的腐朽势力,其实是非常微弱的。所以,善于谐谑的王思任在仕途上的遭遇,并不比海瑞好。“偃蹇宦途,三仕三黜”,这样的坎坷,完全能够说明明代即便才智之士如王思任者,也只能在政治的黑色漩涡里载浮载沉,无以抗衡。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凡想有作为的文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是免不了的。越是富有才智,越容易遭到忌恨,这是历史常情。王思任两次受人攻讦而受到很重的伤害,“一受创于李三才,再受创于彭瑞吾”。因政见不合被李三才之辈排挤打击,固然是其中一端,而主要的则是明朝万历以后党同伐异的权力倾轧非常厉害,卷入党争中的士大夫文人往往成为牺牲品,王思任其能幸免乎?既然政治灾难是这样的不容回身,那么又如何在被伤害的人生处境里,保持个人的节操和精神的完整呢?王思任依然选择了他的谐谑。 于是,这时候谐谑便成了他抗拒伤害的精神武器:“人方眈眈虎视,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一个文人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也许只要守定自己的本性,自然就会筑成强劲的人格尊严,政治的邪恶可以毁坏人的生活,但是它绝不能毁坏这种人格尊严。任你有多少次伤害,我自不“贬损”,又有谁能来“贬损”于我!这或者是王思任给我们后来人的一点重要启示吧。谐谑,在王思任不仅仅是他的一种个人行事风格,而且,作为一种精神人格的强烈而深刻的体现,其义莫大焉。 王思任在他的晚年,改号谑庵,并且作《悔谑》一篇。张岱说,“刻《悔谑》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虐毒益甚”,可知他对谐谑精神是坚守到底无悔无弃的了。公元1644年,清兵攻破南京,弘光王朝覆灭,权臣马士英“称皇太后制,逃奔浙江”。对于这个只知挟君自重、结党弄权,以致“乘舆迁播,社稷丘墟”的马士英,王思任作书一纸,嬉笑怒骂,淋漓尽致,为后世所传诵的一句话即出此书信中:“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斯言,谐乎?谑乎?但只一股精神正气,足以让那些害国误民的贼子闻之气馁色丧。 这一年,谑庵七十整,离他绝食殉国只有两年。 优雅的闲言 袁中郎也算是一个颇喜诙谐的人。 当时有人曾拿他与苏东坡相比,说他得东坡“滑稽之口”。其实袁中郎是否滑稽如苏东坡,倒也不一定,只不过明代文人比较佩服东坡,所以常常要去比附他。以幽默滑稽而论,大概文人历来都有这样的脾性,从汉代的东方朔往下,到魏晋六朝文人,并不缺少例子,当然因为苏东坡离明代更近一些,把袁中郎的诙谐看作东坡遗风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东坡行事,多见载于宋人笔记,如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罗大经《鹤林玉露》,费衮《梁溪漫笔》等,其中常记东坡的幽默滑稽。东坡是一个十分旷达的智人,他那种优游人生的智慧风貌,足以让人倾倒。然而,东坡受人攻讦诬陷而终于罹祸,未必与他对时事以及当事者口无遮拦的讥刺嘲谑无关。东坡贬窜海南后,虽说已历经坎坷,深知世情,他的友人仍不放心,犹寄诗劝诫他说,“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这自然是要他缄默其口,否则还会如同过去那样很容易就授人以柄。然而东坡个性如此,恐怕到死也不会改。不错,东坡智慧而旷达,但是他任性于世事的执着却更加使他的智慧旷达富于光彩。 以苏东坡的生平来看袁中郎,显而易见袁中郎终究不能是苏东坡。但我们要说的意思不在这里,他们之间的可比性差别是在另外的方面。同样是诙谐,是嘲讽,在文字言语上,袁中郎可能非常接近苏东坡的幽默滑稽风格,然而文字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思想识度和精神境界,拿它来比较,不用说从中所看出来他们幽默个性的不同,才具有实际意义。 与宋代文人相比,明代文人在胸襟气度上既十分狭隘逼仄,又是十分柔弱孤绝的。这一方面由于明代文人生存处境的困逼比宋代文人要严重得多,另一方面则是明代文人在试图从理学突围出来的过程中找不到宽阔的出路,于是只能退回到内心方寸之地讨生活。因此明代文人,在思想识度上往往一味局限在一己性情范围内,认识自我生活的自由意义,这样他们的个性就越来越走向内在化、趣味化,他们也可能会旷达,但是这种旷达,不是从更加无所畏惧的精神自由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生存境界,而是在拒绝外在拘束的借口下,对身外世界的冷淡和疏离,也就是明代文人所谓的个人身心到了“极无烟火处”。所以,在大多数明代文人那里,极少看到他们关怀世界的精神大境界,有的只是一种对个人生命趣味的过于珍重。这样一来,幽默滑稽对于一些明代文人就完全成了他们的一种个人生活情致,一种单纯地表达内心愉悦的需要,诙谐也好,嘲谑也好,说到底只是事关性灵,只是反映出他们的心机聪敏、颖悟透脱。到了公安兄弟和竟陵钟、谭的时期,明季文坛重要人物几乎没有不是如此的。与苏东坡相比,许多明代文人分明缺乏的是那种在现实面前敢于攻击和否定的锋芒,是那种为精神自由而与周围的生存环境不妥协的高情远致,所有的诙谐嘲谑都成了为趣味而趣味的“小摆设”。宋人常用“雅谑”一词称说像苏东坡一类文人的幽默滑稽,其实这个词用到明代文人身上,恰恰可以说缩小到了它的语词本义。袁中郎“滑稽之口”的个人特点,及其所代表的明季文人的思想精神内涵也就在这里。他的弟弟小修为他的全集作序说,“先生诗文如《锦帆》、《解脱》,意在破人执缚,故时有游戏语”。用“游戏语”来“破执缚”的目的,正是为了躲避世事环境的纠缠,以求得一种“定”的内心满足。与袁中郎同时的虞德园在序《解脱集》时,也讲袁中郎滑稽乃是在“大地一梨园”中“自诡插身净丑场”,拿自己来作幽默的材料,在游戏的无穷趣味中道破了世情,从而做一个“解脱中郎”。从这些评价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出袁中郎用滑稽来安定个人身心的意旨,而且还非常清楚地看出明代文人们对袁中郎的这一意旨的领会和欣赏。 也许,袁中郎比别人会更加自觉地了解他是从追求人的本真之趣这一点上,使自己回到一种童稚赤子的滑稽状态当中,他说: 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 能得童稚赤子的滑稽之旨,是袁中郎对人生最要紧的发现,同时又是他对人生最大的自慰和满足。不难想见,在袁中郎那里,文人的谐谑被给予了一种最为彻底的无意义的自然状态,而照他所想,这是能够逸脱世界之外保全人生最圆满的方法。我们不能不说,袁中郎把文人在选择人生归宿时的聪明发挥到了极点。所谓“正等正觉”的“最上乘”之趣,于此便成为“雅谑”这个语词的又一诠注。 然而我们是否注意到,当“雅谑”充分成为袁中郎及其他明季文人的一种体现人生至趣的形式后,在它背后反映出来的,已经不再是智力的优越,而是那个时代那些拥有智力的文人们思想能力的削弱,精神视度的退缩。因为像他们那样越是透彻于人生的“本真”,便越是会放弃对世界的思虑,越是要自我放逐于世界之外而封沉于一己性灵之地。 或许我们不免把问题看得过重了,何况那是数百年前的袁中郎及其他明代文人的思想和精神缺陷。但是我想,在任何一个时代,尤其是文人的生存特别困顿的时代中,文人们若是在他面对世界时太聪明了,未必是一件好事情。作为文人,你拿幽默滑稽来做人生的解,从而使你优游自得满有机趣,可是你恰恰想不到,正是你的聪明,使你在你所置身的世界中丧失了你的重量。纵然你有一张“滑稽之口”,可你的种种令人解颐的言说,只不过是一些优雅的闲言而已。 那些聪敏透脱的明代文人早已告诉过我们,他们是如何经历了二百余年的空疏无用之患的了。

按照上述断句,所谓“李润予”似乎亦与王思任等人为同科进士,至少也应是诗文之交。但查各类史传文集,不见记载,不知其为何许人物。细审文章,其中有王思任的感慨议论,有吴、徐二人的言行举止,独独不见李润予的一言一行,甚为奇怪。且按照如此断句,游金山的似乎只是吴、李、徐三人,王思任又去哪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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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游金山记》开篇交代时间和人物,通行本断为:“万历丙申秋,吴敦之、李润予与徐季鸣道出京口,敦之举金山之觞,一舸乘风,泠然而骤泊其下。”(任远《王季重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这里出现了三个人物,吴敦之、李润予和徐季鸣。吴敦之即吴化,徐季鸣即徐如珂,两人与王思任是同科进士,交情甚好。

王思任是晚明文人,他最为世人熟知的文章恐怕要数《致马士英书》,其中“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一语,最为脍炙人口。这篇文章气势如虹,字句晓畅,是作者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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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任小品全集详注》读后

王思任晚年手订其文,拟为六十卷,取名“文饭”,即以文为饭之意,正如余增远序中所言:“饭则人人可饱,合智愚贤不肖皆用为自养养人之具,故以之名其文。”(《文饭小品》余增远序)《详注》解释字句僻典,又对书中人物史迹发覆甚多,使笔者快尝此饭滋味,大惬心意。今笔者将初读所见精彩之处列举于上,供大家参考,未备之处,容另撰文补叙。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民国时期阿英的整理本中即已存在(《王季重十种》,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后来学者陈陈相因,致使“李润予”一直面目生动。如陈龙飞《王思任文论及其年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万历二十四年正文称:“季重返山阴故里。秋,奉亲老北上京师待诏;同行有年友吴敦之、李润予、徐季鸣等,尝共游京口、焦、金二山。”

笔者读罢,疑义顿解,甚为快意。其他如《简周玉绳》叙崇祯初年裁撤驿站事,《简徐十洲》叙万历年间开征矿税事,又如注释李玄素、唐存忆、吕豫石、阮寄卿等难解人名,本文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其实,王思任本性诙谐,发为文章则趣味盎然,这些都体现在序跋、尺牍等短篇散文中。这些短小又饱含趣味的文章又被称为小品文。王思任的小品文蕴含了作者无限情思,得到了张岱、周作人等小品文名家的肯定。为了另辟蹊径,王思任在文中常常使用生僻典故和尖新字眼,而现今王思任文集的整理本多以标点校勘为主,极少有注释,仅有的少数注本也只注解寻常字句。因此,似懂非懂、若有若无,成了笔者阅读王思任文集时常有的苦恼。如今,新出的《详注》一书恰好为笔者解决了这一苦恼。此书收罗丰富,句读准确,注释详细,可以说是近年来少见的有关王思任小品文整理的佳作。

断句是古文整理最基础的工作。通过句读,普通读者可以轻松理解文义。但同时,错误的断句也极易将读者引入歧途。就笔者所见,《详注》句读得当,又多纠正通行本错误,是一个不错的古籍整理本。

可见,真实情况应是万历二十四年,吴化出任镇江府推官,王思任和徐如珂即赶赴镇江,与吴化相会,同游镇江名胜金山,写下这篇游记。而所谓“李润予”,竟然是由一个动词、一个名词和一个代词错误组合而来,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如王思任游览北固山时,曾写过一篇新奇而有趣的《游北固山记》。在文中,他没有按照游记的寻常写法刻画山水,而是模仿屈原《天问》,向北固山提出十七个疑问。这“十七问”包含诸多生僻典故,如“六化人”、“僧繇神物”、“赞皇手柏”、“天监宝书”、“四十九枚鲈鱼”、“三十六峰研山”、“鱼作人语”、“徐凝恶诗”等等。有些仿佛模糊可解,更多的则是一头雾水,不知何意。这“十七问”本来连贯如贯珠,从作者胸中喷薄而出,极有气势。但由于不熟僻典,笔者徒快意于连珠之问,却不能完全明了其中含义。这一难题直到如今读到《详注》一书才豁然得解。

王思任的书市面上有许多不同的版本,那《王思任小品全集详注》好在哪儿?今天文章的作者沈静(杭州图书馆馆员,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仔细研读了此书,用种种例证给出了回答。对小品文、王思任、晚明文学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读读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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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心月轩稿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篇文章是王思任为友人“寅侯”的文集所写的序文,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名。文中“我与公安、竟陵不同衣饭,而各自饱暖”这句话,几乎为每个晚明文学研究者所熟知。这句话可以说是作者自评,最早却是出自这位“寅侯”之口。笔者多次读到这段文字,一直遗憾不知“寅侯”姓甚名谁,生平若何,序文开头提到的“获夷铳”又所指何事。而今翻阅《详注》,方才获知“寅侯”姓名生平,而“获夷铳”一事竟然关系到明与后金的战局胜负,直接影响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

注释是古文整理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详注》不但解释字句和典故,对当时的人物和史事也发覆甚多。王思任为另辟蹊径,不落前人窠臼,文中常常使用生僻典故和尖新字眼。这本是他文章的特色之一,却给笔者带来许多阅读障碍。

据《详注》考证,邓士亮字寅侯,蒲圻县人,万历十九年举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初任彝陵州学正,再任四川绵州学正,升广东肇庆府推官。在肇庆担任推官时,邓士亮发现并打捞起荷兰和葡萄牙沉船上的三十六门红夷大炮,解京二十四门,根据明廷官方记载,实到北京二十二门,其中十二门又被继续运到宁远。

点击上图 带”王思任“回家

如今翻阅《详注》,笔者方才发现,原来“李润予”并不存在,这是由于断句错误而生造的一个人物。按照《详注》,此句应断为:“万历丙申秋,吴敦之李润,予与徐季鸣道出京口,敦之举金山之觞,一舸乘风,泠然而骤泊其下。”“李”指“司李”,同“司理”,是各州郡负责刑狱的官员,明代指推官,此处用如动词,谓出任推官。“润”指“润州”,是镇江的古称。明代文人惯用古称代指当时的官名、地名,以示文章雅驯。“予”是第一人称代词,代指王思任自己。

今天的这篇文章是《王思任小品全集详注》的一篇书评。王思任是晚明名士,号谑庵,其散文和文学理论成就都颇高,文章风趣幽默,周作人赞叹道“以诙谐手法写文章至谑庵的境界的确是大成就。”

又如《重游麻源三谷记》,通行本有一处断句失误,《详注》亦加以纠正。这篇文章记录了王思任两次到麻源三谷礼佛占卜之事。第一次是幼时与母亲一起,第二次则是四十年后独自前来。巧合的是,两次占卜得繇相同,内容都是“儿成名,当再至”。因此文中说“再卜筊,复得前之繇,似吾有诗儿当续此愿。余此生或不再至矣,乃黯黯辞去。”“诗儿”指会写诗的儿子,全句意指若干年后儿子学诗有成,或许也会如自己今天这般前来还愿。通行本断为“再卜筊,复得前之繇,似吾有诗,儿当续此愿。余此生或不再至矣,乃黯黯辞去。”(蒋金德《文饭小品》,岳麓书社,1989)“诗儿”处断开,显然不确。可见,句读虽是“小学”,寻常处似乎人人皆会,但一遇到艰难复杂的地方,断句者的水平高下立可分判。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可以说袁崇焕能够在天启六年击败努尔哈赤的精锐部队,取得宁远大捷,一举成名,离不开这些大炮的威力。当时还没有潜水设备,邓士亮只能依靠人力探测沉船的具体方位。打捞时,他先在船上盛装巨石并设置车绞装置,再将长绳一端系住大炮,另一端系在车绞装置上,然后投巨石入海,利用浮力慢慢把大炮打捞出水。当时海上打捞经验极少,邓士亮仿照曹冲称象的办法打捞大炮,非常机智。彼以一介文士而为此壮举,信奇士也。《详注》注释“寅侯”其人,着重于其发现和打捞大炮之事,使序文中蕴藏的史事豁然彰显。

在这里,“李润予”不但有了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的身份,还栩栩然与王思任等人同在京口、焦山、金山作一番畅游,最后一起北上京师,着实令人发噱。《详注》通过正确的断句,解决了这个相沿已久的问题,使读者避免了理解误区。

编辑: 中国史 本文来源:末了风趣,周启明所强调的小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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