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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商代周代三代时期,夏商夏朝立法观念的变

时间:2019-08-29 16:48来源: 中国史
收 藏 一、刑始于兵、礼源于祭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方式中国古代法的发生路径大致是由习惯到形成习惯法并最终确立成文。因而夏、商、西周的立法过程就是对习惯法的逐步确立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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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始于兵、礼源于祭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方式 中国古代法的发生路径大致是由习惯到形成习惯法并最终确立成文。因而夏、商、西周的立法过程就是对习惯法的逐步确立与不断改造而后形成成文法的过程。中国古代法律包含刑和礼两方面的内容,刑礼并用,并且以刑为主,这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形式。 刑最初是在部族战争中产生的一种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打击敌人;二是规范己方的军事行为。将这种暴力行为作为常态引入到日常生活中就逐步形成了刑法。礼作为法的基本内容之一相对于刑出现较晚。西周建立以后礼才从原始社会的氏族习惯发展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周公制礼就是将礼从单纯祭祀活动中剥离出来,升格为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是为礼法。礼法制度的影响表现在西周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这样就构成了是起源于夏商西周的成文法的雏形。 二、受天命与天讨、神判夏商的神权法思想 夏商两代是中国早期的神权法时代,因而其司法制度具有浓厚的天讨、天罚及神判的色彩,但是这种神权思想又是从属于世俗政权的,这一点区别于西方的宗教神权往往凌驾于君权之上。当时的奴隶主极力宣扬自己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万民,比如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等等的说法。因而对于那些有违天命的人就要奉天伐罪、恭行天之罚。 值得一提的是,夏商的原始宗教观念是二元的,信鬼又信神。鬼是死去的先辈,神是至上的人格神。从某种角度而言,鬼是对神的一种束缚。商代后期,祖先神与自然神合二为一,祭祀祖先与祭祀上帝在仪式上几乎没有区别,这时候似乎二元又变成了一元。但不管是一元神观念还是二元神观念,统治集团都把自己的统治权和立法司法权说成是神的意志。 三、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刑罚世轻世重西周立法思想的发展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西周统治者继承了夏商时代的天命、天罚等神权法思想,但是又有了一定的变化。基于以上现实的政治需要,西周统治者修正了以往的神权政治学说,将德、礼与以往的天讨、神判结合在一起确立了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统治者失德他们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会应运而生,并取而代之。 明德慎罚是在以德配天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最重要的法制原则。为了保有天命,就必须明德,为了明德就必须保民,即保持人民对西周统治的支持和拥护。简而言之就是保民的目的是明德,明德的目的是配天。这就要求统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统治者把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结合起来,形成了西周时期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 西周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明德慎罚的法制观的历史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不仅对西周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及其宏观法制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政治和法律理论中,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思想的原则与标本。西汉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发挥成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从而为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封建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处于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萌芽阶段,西周的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和加强他们的统治,厘订了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的礼治。周公的这一礼治为西周的法律的制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提供了各方面的指导,成为西周最重要的立法活动。以德配天、亲亲、尊尊作为西周的法律指导思想,不仅为周王朝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并且为以后中国法律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单位:贵阳市花溪区贵州民族大学)

在三代时,充满图腾崇拜、巫术及神话等带有宗教色彩的规范,处于道德与法律混而未分的状态。《吕氏春秋‧恃君览》言简意赅地说出当时社会概况:

一、“刑始于兵”、“礼源于祭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方式

太古时期未有君臣上下之别,人们过着兽处群居生活,且只知母而不知父,这是母系社会的特征,人们也没有伦理观念,更不知如何利用器械提高生活质量,只知以力相征,是知识未开同时也是德法不分的状态。

中国古代法的发生路径大致是由习惯到形成习惯法并最终确立成文。因而夏、商、西周的立法过程就是对习惯法的逐步确立与不断改造而后形成成文法的过程。中国古代法律包含“刑”和“礼”两方面的内容,“刑”“礼”并用,并且以“刑”为主,这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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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最初是在部族战争中产生的一种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打击敌人;二是规范己方的军事行为。将这种暴力行为作为常态引入到日常生活中就逐步形成了“刑法”。“礼”作为法的基本内容之一相对于“刑”出现较晚。西周建立以后“礼”才从原始社会的氏族习惯发展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周公制礼”就是将“礼”从单纯祭祀活动中剥离出来,升格为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是为“礼法”。礼法制度的影响表现在西周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这样就构成了是起源于夏商西周的成文法的雏形。

成文法典局部

二、“受天命”与“天讨”、“神判”——夏商的神权法思想

夏商周三代法律起源,由商代开始

夏商两代是中国早期的神权法时代,因而其司法制度具有浓厚的“天讨”、“天罚”及“神判”的色彩,但是这种神权思想又是从属于世俗政权的,这一点区别于西方的宗教神权往往凌驾于君权之上。当时的奴隶主极力宣扬自己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万民,比如“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等等的说法。因而对于那些有违天命的人就要“奉天伐罪”、“恭行天之罚”。

云顶娱乐,关于三代成文法典起源的记载,今人所知不多,盖因目前所存有关三代时期之法制史料甚为缺乏,仅能于零星史籍中略识其起源;通说以为中国古代成文法典始于三代,惟今日三代之法典多已亡失,并未流传后世。且夏代文字目前尚未有具体成果出土,故论述上拟从商代开始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夏商的原始宗教观念是二元的,信鬼又信神。鬼是死去的先辈,神是至上的人格神。从某种角度而言,鬼是对神的一种束缚。商代后期,祖先神与自然神合二为一,祭祀祖先与祭祀“上帝”在仪式上几乎没有区别,这时候似乎“二元”又变成了“一元”。但不管是一元神观念还是二元神观念,统治集团都把自己的统治权和立法司法权说成是神的意志。

尚书局部内容

三、“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刑罚世轻世重”——西周立法思想的发展

商代以“天命”、“神判”为制定法律依据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西周统治者继承了夏商时代的“天命”、“天罚”等神权法思想,但是又有了一定的变化。基于以上现实的政治需要,西周统治者修正了以往的神权政治学说,将“德”、“礼”与以往的“天讨”、“神判”结合在一起确立了“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统治者“失德”他们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会应运而生,并取而代之。

商代的立法思想都以“天命”、“神判”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尚书‧汤誓》。

“明德慎罚”是在“以德配天”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最重要的法制原则。为了保有天命,就必须“明德”,为了“明德”就必须保民,即保持人民对西周统治的支持和拥护。简而言之就是“保民”的目的是“明德”,“明德”的目的是“配天”。这就要求统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统治者把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结合起来,形成了西周时期“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

它沿用了“天命”思想。而且在内容上与前述的《尚书‧甘誓》已有显著的不同,在《尚书‧汤誓》的行文中,执行天命的已不是天而是商王,商代透过天、祖、王三者融为一体的概念,再加上繁琐的占卜,对鬼神的崇敬,直接提高了商王的权威,亦证实了商人“敬鬼神畏法令”的意识型态。

西周“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明德慎罚”的法制观的历史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不仅对西周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及其宏观法制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政治和法律理论中,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思想的原则与标本。西汉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发挥成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从而为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封建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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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处于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萌芽阶段,西周的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和加强他们的统治,厘订了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的“礼治”。周公的这一“礼治”为西周的法律的制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提供了各方面的指导,成为西周最重要的立法活动。“以德配天”、“亲亲”、“尊尊”作为西周的法律指导思想,不仅为周王朝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并且为以后中国法律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商朝代表“天命”的玉牌

商代灭亡,“神判”动摇

但是,商代这种神判法思想在西周时期受到动摇,商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使得西周统治者创立了“明德慎罚”的理论。在总结了商人的经验之后,他们理解到以“天命”、“神判”思想为立法思想,绝非任何情况可以一体适用。首先,是对“天命”理论的修改,周公顺势提出了天命转移的理论,认为所谓的“天”不是为某一特定族群所独占的神,而是天下所有人所共有的神,即天命归谁,端视统治者能否具备使人民归顺之“德”。“以德配天”理论开始在周人心中滋长茁壮,进而有疑天的言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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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周公去“神判”重民情

《尚书‧康诰》指出天命不会长久地掌握在一姓之手,在统治人民时,不要过分迷信天命,应当关注民情。周公认为天命之不可信、不敢知,只好不要常考虑天命,必须重视人事并兼顾民情,务必要做到“能保惠于庶民,惠鲜鳏寡”。周公进而提出“明德慎罚”作为周初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政治上的指导原则。“明德慎罚”是由“明德”和“慎罚”两个词所组合而成的,最早见于《尚书‧康诰》。“明德慎罚”的思想亦见于《尚书‧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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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康诰》是西周初期平定武庚与三监联合叛乱之后,周公封康叔统治殷商遗民时,对康叔的训诫之词。有鉴于西周政局初定,周公告诫康叔要以“明德慎罚”作为指导和行动的准则,来统治跟教化殷商遗民。《尚书‧多方》从同样的角度出发,论述成汤一直到帝乙,认为商代的王也是以“明德慎罚”来治理人民,明确了君主应当要以王权治理人民,也要以德治教化人民。“明德慎罚”法律思想是周代统治者在总结夏商的统治经验,特别是夏桀、商纣亡国的历史教训上所提出的。

周灭亡,“德”为重

在中国古代,“德”是较为复杂的思想体系,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与特征。王国维于〈殷周制度考〉一文中指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竞竞以德治为务”,可知西周初期的“德”,是周灭商之后,站在国家兴亡的立场思考,希望通过“敬德”、“保民”,来“祈求永命”,冀求永保周代国祚。但是,周代统治者并没把德治视为治理国家的唯一手段,提倡德教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刑罚。所谓明德是提倡德治,而慎罚则为慎重的使用刑罚,不可滥用刑罚,刑罚要谨慎地使用,这即是后世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肇始。这种将教化和刑罚结合,从德治主义出发,先德后罚,以刑罚来达到德治目的,奠定了此后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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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目的,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礼与周礼发展成一套维护宗法等级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礼”源于古代风俗习惯和祭祀仪式,礼是祭祀的形式,而祭礼则是礼的内容。至周公制礼,礼开始具有政治内涵,其中的涵义。

依《礼记‧曲礼》的说法:

透过礼的施行,凝聚出社会共同的精神,由君主以身作则,推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规范,引导人民依礼而善,进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周代把维护宗法制,确立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视为首要任务。

《礼记‧曲礼上》指出礼的引导作用:

礼是用来区分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别的工具,为统治者所掌握。按照宗法地位、社会等级和亲疏关系不同,彼此之间所行用的礼也不相同。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礼制将礼所确立的等级名分等规范加以制度化。礼制告知人们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以及禁止做什么,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礼制通常以习俗、制度等礼的规范为内容,是伦理道德的仪规典章。虽然,礼制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但是主要是奉儒家经典《仪礼》、《周礼》及《礼记》为圭臬。尔后,成为历代制定法律的原则、人民的行为准则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判断基础。

伦理道德成评判标准

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礼义,成为社会行为、法律、制度、风俗等等的重要评判标准。商、周时期的礼制最大限度体现了礼义。礼与刑彼此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致有礼与刑互为表里的说法,凡礼所不容的,则为刑所禁止;礼所不禁的,刑亦不禁,恰如其分地概括出礼与刑“相为表里”的关系,即知礼是刑的核心。对待人民应当道德政刑兼施,民众才有羞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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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局部展示

至唐代编纂《律疏》时强调道德是礼的核心精神,礼是维护道德的外在形式,刑罚则成为维护和保证德礼实现的工具。

以小编之见,法律脱胎过程,是源于道德,也是社会体系注重道德过程。

参考文献:

《新编诸子集成‧吕氏春秋集释》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汉书‧刑法志》

《隋书‧经籍志》

《尚书正义》

《礼记‧表记》

《礼记正义》

《论语‧为政》

《礼记‧祭统》

《礼记‧乐记》

《论语注疏》

《后汉书》

《唐律疏议》

编辑: 中国史 本文来源:夏朝商代周代三代时期,夏商夏朝立法观念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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